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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統治階級，作為一個整體說，只是在鴉片戰爭的刺激下吃了一驚，並沒有認真地從這裡接受教訓，認真地對付資本主義外國的侵略。在戰爭結束後，一種使他們感到可以苟安下去的想法在他們中佔著上風，這想法就是前面提到過的耆英等人在訂南京條約時所說的&ldo;該夷……雖系貪得無饜，而其意不過求賞碼頭，貿易通商而已，尚非潛蓄異謀&rdo;。以後不少人發表了類似的說法。例如廣東巡撫黃恩彤作《撫夷論》，其中說：&ldo;中國之所以控制而羈縻之（指英國）者，惟在通商……其國中一切經費全資商稅……其所以兵犯順者，非謀逆也，圖復其通商也&rdo;2。福建巡撫劉鴻翱說：&ldo;臣蒞閩四載，略識夷情，今之英吉利不同於前明倭寇。倭寇志在虜掠，英吉利志在通商；該國去中國八萬餘裡，彼斷不於八萬裡以外或有他圖。彼亦知即有他圖，亦斷不能據守。&rdo;3這些人都自認為對於英國這樣的國家的企圖有了新的瞭解，以為它不過是為了&ldo;通商&rdo;，並不像歷史上所遇到的入侵者那樣，要來進行掠奪，佔領地方，直至當中國的皇帝。因此，只要抓住通商這一個題目，就可以加以&ldo;羈縻&rdo;&ldo;控制&rdo;，不致於出什麼大亂子了。兩廣總督徐廣縉說：&ldo;馭夷之道，不外羈縻&rdo;1。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徐廣縉能做到使英國人放棄進廣州城，這被認為是一件了不起的成功。朝廷和廣東官員都認為這一成功完全證明羈縻和撫綏的老辦法還是行得通的。
既然這樣，對付外國人，似乎也就不是了不起的問題了。因此，一切的憂慮還是集中在內部的問題上。
經過鴉片戰爭，國內階級矛盾‐‐主要是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這兩大階級間的矛盾是更加尖銳化了。戰爭暴露了封建專制政府在外國侵略者面前的無能，暴露了它的外強中乾。戰爭中國家軍費開支增加，戰後付出巨量賠款，這些負擔最後都落到了農民群眾身上。
從道光二十一年（1341年）起連續三年黃河三次決口，使河南、山東、安徽很多地方被淹沒，死亡的人以百萬計。道光二十六--三○年（1846-1850年）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各省連續遭到嚴重的水、旱災，尤其是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湖北、安徽、江蘇、浙江等省水災之重，為這些地區百年來所未有。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廣東、廣西大旱。這些所謂&ot;天災&ot;，很大程度上是在腐朽貪汙的封建官僚機構把持下水利失修的結果。
統治者自己也承認，封建官僚機構已不能做任何對人民有利的事。兩江總督耆英在道光二十三年上皇帝密摺中說：&ldo;自古遠猷，攘外必先安內。……今之牧令，不理民事，不問疾苦，動輒與民為難，以致民情渙散，內不自安，何暇攘外？&rdo;他又說：&ldo;官與民，民與兵役，已同仇敵，良民與莠民亦成水火&rdo;。他把這種現象的產生說成是由於壞官員造成的，但他承認&ldo;好&rdo;的官員實在很難找到。他所說的實際上是腐朽的封建專制統治下的尖銳的階級矛盾，這種階級矛盾是封建統治者自己解決不了的。道光皇帝看了他的奏摺，只好批道：&ldo;所論一切情形均非虛妄，朕翻閱再三，倍覺可嘆可恨！&rdo;1當然，他也提不出任何解決辦法。
被壓迫的農民大眾為解決這個矛盾站起來了。在鴉片戰爭後的幾年內，全國許多地區農民騷動以聚眾抗糧、持械戕官等各種形式零星地爆發，各種不同名目的秘密結社在農民和其他勞動群眾中十分活躍。特別是廣東、廣西、湖南一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