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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八年耆英調離廣東，由原任廣東巡撫的徐廣縉升任兩廣總督。英國人要求按照預定兩年的期限在道光二十九年三月（1849年4月）實現進城的&ot;權利&ot;。這個訊息傳出來後，廣州城內群眾的反英情緒又一次掀起高潮。徐廣縉感到他的處境非常困難，對於群眾仍然既說服不了又壓服不了。他說：&ot;廣東民情剽悍，民夷實有不解之仇是以提及進城，無不立動公憤，群思食肉寢皮，縱以至誠勸說，斷難望其曲從&ot;2。這時，地方紳士許祥光等人起來號召城市居民組織自衛。徐廣縉這樣說：&ot;居民則以工人，鋪戶則以夥伴，均擇其強壯可靠者充補，挨戶註冊，不得在外僱募，公同籌備經費，置造器械，添設柵欄，共團勇至十萬餘人&ot;。&ot;均歸曉事之人分別管帶，約束嚴肅&ot;1。雖是這樣，徐廣縉和廣東巡撫葉名琛等人認為還不能保證掌握局勢，如果容許外國人進城，仍然難免有匪徒&ot;乘機煽惑&ot;。他們認為&ot;外患固屬堪虞，內變尤為可慮，措置稍有未協&ot;，就有&ot;眾民解體&ot;的危險2。雖然道光皇帝這時表示不妨讓外國人進城一次，但徐廣縉等在仔細考慮後，認為還是不能這樣辦。他們採取的辦法仍然是用&ot;民情未洽，眾怒難犯&ot;的理由來婉言拒絕英國人的要求，並且由紳士們寫信給英國公使，用&ot;民情洶洶，勢將激變，於貴國大為不利，於粵民亦不聊生，兩敗俱傷，隱憂殊切&ot;這類話進行&ot;勸導&ot;3。
由於徐廣縉採取這種辦法，果然英國人又一次放棄了入城的要求。徐廣縉等人沒有想到能這樣輕易地解決問題，他們報告皇帝說：&ldo;何以此次官民一氣，兵勇齊心，鋒刃未交，梗頑頓解，亦非臣等意料所及&rdo;4。道光皇帝也&ldo;龍心大悅&rdo;，對徐廣縉等官員和許祥光等紳士給了優厚的褒獎。他們都以為，這樣利用了一次人民群眾的聲勢，就造成了&ldo;官民一氣&rdo;的局面，並使得蠻橫的洋人不得不讓步。他們陶醉於輕易的&ldo;勝利&rdo;中。其實，他們並沒有真正總結戰爭的教訓，實行民族的自衛，所以在面對外來侵略的時候，並沒有做到什麼&ldo;官民一氣&rdo;。英國侵略者這時只是暫時迴避一下和人民群眾的直接衝突，同時還向中國政府發出了兇惡的警告，為下一步更大規模的行動作準備。
（二）五口通商和買辦階級的產生
鴉片戰爭後，對外正式開放了五個港口，不平等條約賦予外國商人以許多有利條件。戰後最初的若干年頭裡，中國對外貿易的情況如下：
首先，鴉片仍然源源不絕地輸入中國。在擬定南京條約時，英國方面曾表示希望中國宣佈鴉片可以依法徵稅輸入，也就是使鴉片貿易合法化。中國官員拒絕這樣做。戰後，以英國人為首的外國鴉片販子更加無所忌憚地販運鴉片，成了公開的走私。在鴉片戰爭結束的那一年，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有三萬三千箱鴉片輸入中國，道光三十年（1850年）已增加到五萬三千箱，售價約在三千萬元以上，到了鹹豐八年（1858年），鴉片貿易終於被認為合法的貿易，那年進口的鴉片達七萬八千箱之多。
在這十幾年內，外國商人仍然是靠這種非法的毒品輸入來抵消他們對中國的正常的貿易上的逆差。
戰後，外國商人從中國買去的主要商品仍然是茶和絲。它們的出口額增加得很快。茶的出口，1843年（由廣州一口）大致是一千三百多萬斤，1844年（由廣州和上海兩口）是五千三百萬斤，1850年（由廣州和上海兩口）是五千八百萬斤，1855年（由上海、廣州、福州三口）是八千四百萬斤。這十二年間，增加了五倍多。絲的出口，1843年不到二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