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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的氣質與文化個性，使周氏兄弟共同看到了中華民族自身的弱點。兩者的反差之大，令人不禁感慨良多。魯迅曾和內山完造說過：&ldo;中國的四億人於今都害著病&rdo;，&ldo;這病叫做&l;馬馬虎虎病&r;。這病如果不醫好，中國是很難得救的，想找一找醫這種病的藥，卻發現在日本人那裡有，就是日本人的&l;認真&r;。我們不妨排斥全日本，但必須要買到這種藥。這回病好了，我就要來提這件事。&rdo;[12]中國人許多致命的弱點，是舊文化與專制的結果，這種文化與專制政體，使人喪失了創造的機能，喪失了自我更新的內驅力。而魯迅從日本人那裡，卻看到了其朝氣蓬勃的一面，日本敢於攝取域外文明的手段，在魯迅看來，是值得中國借鑑的。如果在這一點上不學習他人，恐很難站立起來。周作人也看到了這一點。他覺得，日本所以能很快從東方文化的鎖國狀態中進入&ldo;近代文明&rdo;，其國民性的優點有一定的作用。他於《日本的人情美》一文中說：&ldo;外國人講到日本的國民性，總首先舉出忠君來，我覺得不很得當。日本現在的尊君教育確是隆盛，在對外戰爭上也表示過不少成績，但這似乎只是外來的一種影響，未必能代表日本的真精神。……日本國民性的優點據我看來是在反對的方向，即是富於人情……&rdo;有了人情，不被太多的歷史重負所壓，便會有生命的活力。在周作人看來，人情味濃，是一個民族團結向上的基礎。日本人善於模仿，敢於和封閉決裂，實為中國的典範。中華民族太多的虛偽，太多的塗飾，於是便造就著一批又一批無人情、而又喪失創造力的愚民。所以他嘆道：&ldo;我是愛日本的，我重複地說。但我也愛中國，因為這是命運指定給我居住的地方，日本的生活大半是我所喜歡的，山紫水明的風景亦時見於夢寐，但我願住在這混亂可怕的、荒涼可怕的北京，願俟黃河之清似的等我們自己把它整理起來，變成可以住的地方，將就地住著。別人整理好的地方我們看了確是可愛，不過不願逍遙安住，雖然時時見之夢寐。只可惜中國人太不長進，太多無恥的正人君子，弄得中國漸像豬圈，使我們不得不切齒於這些不肖子孫，詛咒這混沌的中國。有所愛便不能無所恨。真是愛中國者自然詛咒中國，正如真愛日本的中國人也非徹底的排日派不可。&rdo;[13]
似乎魯迅也和友人談及過此點，說他喜歡日本人的某種氣質。但翻一翻他的書信，和晚年的文化興趣，日本對他並不具有吸引力。這是很奇怪的現象。實際上，他從心靈深處，對日本國民的氣質，有著一種警覺，認為日本人的個性中亦有許多非文明的因素，例如男女的不平等、急躁、東方式的集權等等。當日本侵略了東三省、並在國內殺害小林多喜二這樣的藝術家時，他深為痛恨，似乎也從中看到了東方人骨子裡的非現代化的劣跡。關於此點，周作人更為清楚。站在人類文化的大視野角度上，他從骨子裡喜愛日本的風俗人情，但這個民族進取過程中的殘酷的一面，他又深為不滿。典型的例子是對日本的《順天時報》的抨擊，可見出他對日本人負面性格的反感。1927年，周作人看到《順天時報》多次造謠汙辱中國人，主動站出來，斥責日本新聞界的醜行。在《語絲》第133期發表的《擦背與貞操》中，他很不客氣地批評日本人的陋習，認為故意攻擊中國人的某些習性，用心卑劣，實際上，這些習性在日本也存在著。不多看看本國情形，而專以指摘中國為快意，是不道德的，云云。這是周作人很少有過的火氣十足的文章。在民族感的方面，至少20年代，他還是十分清醒的。但他並不因此而拒絕接觸日本優良的文化，這是他大度的一面。魯迅對日本人的真誠、認真的背後所隱藏的驕傲的情緒，也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