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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中間還有時談起，所以有人便開玩笑，說這是新進學的生員，但自從袁文藪脫走以後，這個問題便冷落起來了，至少對外是如此;剩下的我們三個人卻仍舊是那麼積極，總之是一點都沒有感到沮喪。[12]
這不能算什麼打擊，此後兩人把精力都轉移到翻譯上去，成就便顯示出來了。
說起翻譯，在周氏兄弟一生中，一直佔著很大比例，所耗精力亦多，差不多都用了自己大半生的時光。坦率說，翻譯是件苦役，遠比創作影響弱小。但兩人偏偏對譯介發生興趣，且忠貞不渝，這在現代作家中並不多見。可以說，二週的文學活動，始於創作，從譯介外國作品過程中，啟發自我，開導世人，在他們看來，是雙收穫。那時的中國，第一要務乃精神啟蒙，啟蒙的工具，只能來自異邦。但為什麼不先選擇哲學、社會學書籍為譯介物件，而恰恰是小說呢?想起來，還是文學救國、精神救國的意識使然吧?魯迅與周作人的譯介工作，一開始就有很強烈的目的性，所選擇的作家，大多為弱小的落後民族，很少趨時文人的或大作家的作品。這種價值選擇的尺度，可見出他們那時的心態，大約是希望從相同命運的被壓迫民族的苦境中，找到一種文化的互證。這是很不輕鬆的工作，兩人譯得很苦，周作人有時倦怠偷懶，便遭致兄長的訓斥，不敢有鬆懈之心。周作人是喜愛有情調的藝術作品的，但魯迅卻很注重精神性的東西。他領著弟弟譯書，不太受日文譯界的影響，學了德文，又不去啃顯學著作，例如歌德的作品集，而是透過德文，瞭解東歐弱小民族的世界。周作人深深感到了哥哥的選擇，他的主觀性很濃，他已有了較堅定的主張，世風怎樣吹，與他均無影響。其時，日本的改革可說是見成效了，文學也有成就，可魯迅除了對夏目漱石有些好感外，對日本文學，幾無興趣。這種態度，與弟弟顯然是有別的。他們最早合譯的《域外小說集》，雖然周作人的譯文佔一多半，但從篇目的選擇上看，顯然受到魯迅的支配。從異國的精神之海取來有益的養分，旨在療救國人的飢苦，這確乎是具有民族使命感的人才會有的人間情懷。林紓當年的翻譯，曾影響過幾代人，但其價值起點，並不像魯迅那樣高，倘若翻閱先生那時的譯文，你是不能不為其苦苦的追求而深受感動的。
魯迅那時是很喜歡科幻小說的，所以他最初選擇的翻譯物件，還有科幻作品。法國作家儒勒&iddot;凡爾納的《月界旅行》、《地底旅行》是他最初的譯作。這些充滿幻想的小說，與魯迅求學時的愛好正好相吻合。他覺得中國一向缺乏科學精神，也沒有以科學為內容的藝術，科幻小說的出現，對中國人無疑是新鮮的事物。它不僅可增長知識，激發想像，對國民性情的陶冶也多有益處。周作人的翻譯，與魯迅多有不同，對科幻作品遠不及魯迅那麼熱心。他選擇了英國的哈葛德、安特路朗，俄國的託爾斯泰，波蘭的顯克微支，匈牙利的育珂摩耳等人為物件，對這些人的一些作品，進行了較認真的譯介。這其中，魯迅也用力不少，幫助弟弟潤色文字，並為有的譯本作序。這裡值得紀唸的是，1909年兩人合譯的短篇小說集《域外小說集》一、二冊，在東京正式出版。小說收有俄國的契訶夫、迦爾洵、安德來夫，波蘭顯克微支，芬蘭哀禾，英國淮爾特，波士尼亞的穆拉淑微支等人的作品。該書譯筆已顯出兩人的才氣，雖然文風不同，業餘時間的愛好也有差距，但至少在這次合作中，可看出彼此情投意合的一面。許多年間的兄弟友情，差不多都留在了這兩本譯著中。那無數個不眠之夜，那些寂寞而緊張的時光，在這兩冊書中變成了永恆。《域外小說集》銷路並不好，但在中國翻譯史上，是殊可紀念之事。此書出版不久，日本東京的一家雜誌《日本及日本人》第508期，對此事進行了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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