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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麗”（英語“only”的日文發音）。
沒有了和慰安所的合同強制，依然去做同樣的事情，是這些慰安女下賤道德淪喪麼？也不全是。根本的原因還是日本政府。由於從事這種職業，又多半身染疾病，慰安女已經難以為原來的環境所接受，但是，她們在皮肉生涯中少少的積蓄，又因為日本政府在同一時間進行了“存款凍結”政策而化為烏有–“存款凍結”是日本當時為了解決物資缺乏，並進行新舊幣制更換實施的政策，所有五日元以上的貨幣，都要存入銀行而且凍結，等待新幣流通後才能使用，這一凍結，就是兩年半，而解凍的時候，由於通貨膨脹，其價值已經只有存入的四分之一。凍結存款，使慰安女們頓時陷入衣食無著的絕境，她們唯一的生計，也就只有繼續從事皮肉生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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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面，“潘潘”的命運更為悽慘，她們的典型形象是站在街上，抹著很重的口紅，穿著美軍倉庫裡出來布料作的連衣裙，必須隨時隨地滿足美軍的要求，來換取微薄的收入。當時有民歌這樣唱道：“喝醉了的美國兵和潘潘，在公園的野草上就作那種事，像狗一樣–三個，五個，十個的孩子，學著美國兵扭屁股–美國森村誠一的作品《人證》，後來被拍成了電影，所描述的，正是“潘潘”和“安麗”的命運，也許，還有人記得那首《草帽歌》
廖季威上校訪談錄
廖季威上校訪談錄
我非常有幸，採訪到（日本投降後，應盟軍：“中國作為戰勝國應該派遣五萬佔領軍駐在日本國”的命令，曾經作為中國駐在日本佔領軍先遣隊的）廖季威上校。
我特別請廖季威先生談了日本投降以後，他作為中國佔領軍駐在日本國的印象。
廖季威先生是個非常沉得住氣的人，他城府深、不露聲色、不緊不慢、不溫不火。
廖先生自我介紹，他1933年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學習，1936年回國。隨即，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令部搞研究工作。他說，他們研究報告要常常進呈蔣介石、何應欽等高階將領參閱。我自己悄悄觀察，廖先生雖然年輕時認真、嚴謹。但是，現在，畢竟是歲月不饒人；記憶力衰退，百密一疏，難免有發生張冠李戴的情景。
但是，他這樣的**抗戰將士的獨特經歷，真是百萬分之一才有，實在是彌足珍貴。
廖季威先生看我一邊提問、一邊記錄，就不慌不忙地說：“我是上校軍銜的參謀，你這樣記錄，再發表，我還擔心你曲解了我的意思呢。這樣，我給你寫下來，錯了算我的如何？”
我一聽，樂了。心想：“採訪知識分子就是不一樣。不但詳細、翔實，還省事。”
日本投降後，中國駐在日本國佔領軍先遣隊廖季威先生這樣回憶：
（應筆者邀請，此文，為廖季威先生為本人親筆所寫。筆者只是照本宣科，文字錄入。另外，照片為筆者所加。照片來源：日本國出版《一億人的昭和史》中翻拍。）
廖季威先生這樣寫到：1945年，日本投降後，盟國按照《波茨坦公告》決定，派遣“駐日佔領軍”和組成“盟國對日管制委員會”，監督日本消滅一切製造戰爭的工業體系，徹底清除軍國主義的殘餘，懲辦戰爭罪犯，歸還掠奪的土地，物資，賠償受害國的損失，建立和平民主的新日本等等。
當時國民黨政府組織了“中國駐日代表團”赴日，參加盟國對日的管制工作。筆者由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軍令部指派出國，為駐日佔領軍先遣官，後調任為中國駐日代表團第一組（軍事組）上校參謀。從1946年至1948年在日本工作3年。現根據當時我所瞭解到的日本戰敗後的混亂、蕭條，日本人民的痛苦，盟軍對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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