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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文為生外，還開洗衣店、養豬、賣腐竹以補貼生活支出。1950年4月初，*由董必武授意派人寫信給胡秋原，除表示關切胡秋原的生活外，還說：“胡氏並非真正的國民黨人，實在不必離開自己的國家。如果在共產黨中有什麼人對不起他，他儘管提出，*當局可以代他解決，若是有何政治要求，也可以提出討論。總而言之，只要他回去，一切都好商量。”胡秋原看了後回了一封信，雲：“弟在國民黨勢力最盛時為國民黨之敵。國難使弟歸國，從未完全贊成國民黨，但不辭為其百姓……”“弟對黨派素無成見，並絕非任何宣傳所能動於心。弟與國民黨素無淵源，而今日*人士，反多為老友。弟喜談政治，但亦非必事政治之人。弟有自己之主張，但也為一極富妥協性之人。弟對國民黨中貪汙無能之輩素表厭惡。雖不贊成共產主義，而對*非絕無好感。”胡秋原這裡說“與國民黨素無淵源”，並不符合事實。他於1939年任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由葉楚傖介紹重入國民黨，於1945年當選為國民黨第六屆候補中央委員。後因反對外蒙古獨立，被“免本兼各職”。他於1946年回黃陂恢復前川中學擔任校長時，參加制憲國民大會，1948年當選為首屆“立法委員”。胡秋原之所以抹殺他與國民黨的“淵源”關係，系因他“自由人”身份尷尬處境造成的。但即使這樣，從胡秋原這封信仍可看出，新政權固然是胡氏出走的一個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他的“立法委員”身份，因而他只好一個多月離開。到1950年4月末海南島解放時，胡秋原覺得“在香港亦不可能安全”，便於同年5月初隻身來到臺灣。但號稱“自由中國”的臺灣也絕非自由之地。胡秋原這位“自由人”，到了臺灣後卻遭到另一種形式的對他親共歷史的拷問和清算。
胡秋原（6）
痛斥文化漢奸在臺借屍還魂
胡秋原繼大陸時期參加過文藝自由論戰、中國社會史論戰、中國可否發展資本主義論戰外，又於1954年捲入臺灣文化界關於能否實行簡體字的論爭。羅家倫首先發表《簡體字之提倡甚為必要》，胡秋原很快寫了《論政府不可頒行簡體字》。胡秋原在簡體字標準化問題討論之前，是贊成簡體字的。但一旦羅家倫提出要推行簡體字時，胡秋原又改變看法。他認為使用簡體字在現實生活中會發生很大問題，如“行政機構必要的簡體字，到了商業機構可能發生混淆”。他這一看法微觀上有道理，但在宏觀上不符合文字由繁到簡的發展規律，因而他的好友任卓宣（葉青）專門寫了《論立法院不可透過文字制定程式化》批評他這一杞人憂天的看法。在這場論戰中，胡秋原成了守舊派的代表。
胡秋原一生的學術成就主要表現在史學方面。他於1957年以“立法委員”身份兼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主編《近代中國對西方及列強認識資料彙編》。從立場上來說，他是民族主義者、愛國主義者。這充分體現在“文化漢奸得獎案”中。
所謂“文化漢奸”，係指在抗戰期間撰寫《日本文化與*文化》宣揚對日投降論調，拿到徵文“第二區”頭等獎，獲日本特務機關兩萬元獎金的梁容若。又是這個梁容若，到臺灣後搖身一變為文學史專家，在1967年11月11日以《文學十家傳》獲臺灣“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五萬元獎金。胡秋原認為，這位拿過敵人獎金的文化漢奸，沒有資格獲用孫中山先生名字命名的“中山學術文化獎”。他在1963年創辦併兼任主編的《中華雜誌》第5卷第11期，發表了張義軍的《中國文化與漢奸》一文，揭露當年這位“狀元公”梁容若以談文化為名向敵人獻媚的醜惡嘴臉，並指出梁氏得獎的書是抄襲之作。胡秋原先生不僅刊登他人文章*文化漢奸，而且親自動手寫了《論杜甫與韓愈》的長文，指出《文學十家傳》有許多常識性的錯誤。胡秋原說：“梁容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