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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國際政治風雲變幻,給改革開放的中國造成了不小的影響。人們的思想在社會浪潮中激烈的震盪著。
北大的驕傲一直就是:以天下為己任。這是她成為世界一流學校的關鍵。由於特殊的歷史原因,北大的成名是因為五四運動,在那個時代,北大是唯一的國立大學,所以可以號令天下。加上她率先扛起了民主的大旗,因而,她天選地成為社會的“思想庫”、“實驗室”。
一九五二年的院系改革,很多大學的文科匯入北大,造成北大文科獨步天下的局面。回望歷史,北大曾經的輝煌總讓一屆屆的新生們不斷做出身份認同,他們習慣說:“我們北大”,這似乎不止是身份認同,還成為一種評價標準。
隨著百年校慶的步伐越來越近,校園內外關於百年校慶,關於新世紀的討論異常熱烈。許多系的同學喊出“北大萬歲” 的口號。這些都被呂一鳴用短訊的方式寫進《北大邊緣人》,引起不小的反響。
許多人覺得北大學生有一股傲氣,很狂妄,目空一切。可惜眼高手低,動手能力差,實踐中失敗者甚多。中文系的一名高才生,從高考直到北大中文系畢業,成績一直名列前茅,但畢業就返鄉了,而且開了個小賣部,做起了賣豬肉的營生,許多人打趣道:這娃學的最好的文章應該是《庖丁解牛》吧。
但這應該是個案,北大學子的“志氣”,不說凌雲吧,也算的上是遠大抱負。之後的很多年,人們把這種使青年人有遠大志向的教育,概括為“勵志”。在勵志教育中,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他們就像一盞明燈,照亮後人前行的道路;他們又像一面旗幟,引領平凡人不斷追求卓越。
那時候,國內改革開放向縱深發展,南方開闢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經濟特區,許多人南下,“東西南北中,發財到廣東”一時間成為社會共識。北方人大多習慣於在一個單位從一而終,標榜與企業共進退的“高風亮節”。認為去南方囤點兒服裝來北京賣賣,就倒騰出那麼多票子,這都不是正路子,還給這些人取了個名字:“二道販子”。
這大概是不懂得資本原始積累吧。更不瞭解地理課上常講的:中國幅員遼闊,地大物博。像呂一鳴這樣走南闖北的人,對所謂南人北人體會得很深。呂一鳴很感謝這個年代,他常想:如果不是趕上這個好時候,自己恐怕在大院裡做一輩子“乖孩子”,還做著井底之蛙自鳴得意呢。
他知道一個“二道販子”,就是用倒服裝的錢,在北京辦起了他自己的服裝廠,後來為體校做校服。他最初只是個從山東農村來北京打工的鄉下孩子。從小看著母親坐在炕頭上縫縫補補,可母親也總對他講一句話:“別總看這些,忙你的大事去吧。這叫‘縫窮’,你見哪個富裕的家裡還做這個的。”
可他不信邪,硬是在自己上班的工地附近支起個攤子,工餘時間給大家縫縫補補。他記得那時候最怕下雨了,因為下雨他沒辦法出攤。開始的時候,周圍人都恥笑他,一個大男人幹這個活,不嫌丟人。漸漸地,他的堅持贏得了不少回頭客,而且人們發現他還會做衣服。慢慢地他從一個攤位,變成一個縫紉小店,再變成服裝加工廠。當然,呂一鳴採訪他時,也問到他南北服裝企業的差異。
呂一鳴以這位“暴發戶”為主角寫作的長篇報告文學,沒有像往常一樣地一味讚美這位企業家的堅持,讚美他的吃苦精神,相反提出了一系列的思考。比如,如果他能早一點發現服裝定製的渠道,又如果他發現整衣進口,比單一加工利潤更高,那麼他的企業是不是早就做大做強了呢?我們究竟要從他這位行業領袖身上學到什麼呢?
呂一鳴發表在《北大邊緣人》上的文章標題是:《一位地攤上走出來的服裝廠廠長》,這篇文章也發表在京城的各大報刊上,他在文章中做了如下的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