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統（三） (第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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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說：“今之居官者，釣譽以為名，肥家以為實，而曰‘名實兼收’，不知所謂名實者果何謂也”，[23] 實際上發出整飭吏治的通告。他在登基一週年的時候又說：“朕纘承丕基，時刻以吏治兵民為念”[24] ，表明他企圖透過整頓吏治，達到富國裕民的目的。第三，反對朋黨。雍正帝從親身體驗中深知朋黨的危害：朋黨各行其是，破壞朝政統一，損害君主權威。朋黨之間互相攻擊，任用私人，不僅失去正常的用人原則，也干擾了君主行使用人去人的權柄；朋黨各抒政見，自我標榜，批評朝政，擾亂君主視聽，妨礙堅持既定的政策。所以他說“朋黨最為惡習”[25] 。他反對的朋黨包括科甲出身官員的師生同年的宗派關係，因此宣稱，欲“將唐宋元明積染之習盡行洗滌”。[26] “務期振數百年頹風，以端治化之本”。[27] 表明他為澄清政治、醫治痼疾的決心。興利除弊的改革思想是雍正政治思想的一個內容，此外，他認為“有治人無治法”，以為好的君主和官吏就可以把政治辦好，這是他的基本觀念。他主張“為政務實”，即從實際出發，踏實地辦事，這是他的思想靈魂。他主張施政嚴猛，要有雷厲風行的辦事作風，這是他施政的策略思想。在雍正的全部政治觀念中，興利除弊是其核心內容，因而是他為政的基本特色。

允禮所作雍正帝像

雍正元年（1723年），雍正帝接受山西巡撫諾岷的建議，施行耗羨歸公和養廉銀的措施，以此增加中央財政收入，並限制地方橫徵暴斂。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帝又針對康熙末年各地虧空錢糧嚴重，決定嚴格清查，對貪官汙吏即行抄家追贓，對民間拖欠，命在短期內分年帶徵。清理的政策，地方凡有虧空，限三年之內如數補足，如限滿不完，從重治罪[28] 。

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帝準備對準噶爾部用兵，雍正七年（1729年），用嶽鍾琪為寧遠大將軍，出西路，傅爾丹為靖邊大將軍，出北路，進軍征伐。但前線連吃敗仗，雍正帝囚禁嶽鍾琪，屢換北路軍營將帥。到後來，雙方都打不下去了，開始談判。雍正帝消滅對方的目的沒有達到，究其原因，雍正帝、嶽鍾琪、傅爾丹等輕敵驕滿是重要因素。未出師前，雍正自稱：“選派將領，悉系鎮協中優等人才，揀選兵丁，率皆行武中出格精壯，殊非草率從事。”[29]

與西北用兵相配合，雍正帝設立軍機處，協助他處理軍務。軍機處設有軍機大臣，雍正從大學士、尚書、侍郎以及親貴中指定充任，如怡親王胤祥、大學士張廷玉、戶部尚書蔣廷錫、大學士鄂爾泰等，都是以親重大臣兼任軍機大臣。還有軍機章京，由內閣、翰林院、六部、理藩院等衙門官員中選充。所有這些人都是兼職，他們的升轉仍在原衙門進行。因此，軍機處設立之初，“無專官”。[30] 軍機處沒有正式衙署，有值班房，在隆宗門內，靠近雍正寢宮養心殿，以便於軍機大臣被召見議事。無專官，無衙署，就使軍機處成為一種特殊的機構。

雍正帝

雍正帝還加強思想統治，大興文字獄。雍正七年（1729年），發往西北軍營效力的前工部主事陸生楠，著《通鑑論》十七篇，論述封建、建儲、兵制、君臣關係、無為而治等問題，涉及到當朝朋黨之爭等敏感問題。雍正帝說他“借托古人之事幾，誣引古人之言論，以洩一己不平之怨怒”，[31] 下令將其在軍前正法。也在軍前效力的監察御史謝濟世，藉著批註《大學》，“毀謗程朱”，[32] 對理學提出責難，雍正帝命在處死陸生楠時用其陪綁，以示懲誡。同年，發生曾靜遣其徒張熙策動川陝總督嶽鍾琪謀反的投書案，牽連到已故理學家呂留良，雍正遂大興文字獄，以作為控制思想、打擊政敵、提高自己權威的手段。

雍正帝把他批閱過的奏摺選擇一部分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