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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從文藝與政治的關係這個角度看，《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政治家對於文藝的訴求的經典表達，概括言之，就是要文藝為現實政治服務。現實政治，在不同時期不同階段有種種變型，有時是土改，有時是抗美援朝，有時是反右，有時是大躍進……文藝要及時正確地反映、宣傳。同時，作為文藝政策，雖然在不同時期字句上有改動和調整，如&ldo;為人民大眾&rdo;、&ldo;為工農兵&rdo;、&ldo;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rdo;，但主旨是始終不變的，那就是：文藝是服務性的，不是自發獨立的，是從屬於服務物件的。這是政治家對於文藝的定位。
這個定位在文人看來是降格，其實，在政治家那裡卻是看重文藝的作用。有學者考察，原來江西蘇區是排斥文人的，因為當時打仗的主力軍是工農子弟，另一方面，社會各階級分析的理論也認為文化人易動搖。中共對於文人的重視起於抗戰，當時負責組織工作的陳雲在講話中甚至用了&ldo;搶奪&rdo;一詞來強調緊迫性，&ldo;誰搶到了知識分子，誰就搶到了勝利，誰就可能有天下。&rdo;
大批文人奔赴延安，在他們心中，延安是自由的聖地，民主的搖籃。中共政治家張開雙臂擁抱的是文化新軍。在《講話》的口頭講稿中，毛澤東說：&ldo;我們有兩支軍隊，一支是朱總司令的，一支是魯總司令的。&rdo;後來發表時改為&ldo;手裡拿槍的軍隊&rdo;和&ldo;文化的軍隊&rdo;。總之是招募新軍。丁玲，這位昨天的&ldo;文小姐&rdo;，剪了個短髮，脫下旗袍，換上灰布軍衣，騎馬深入前線，已然轉變為今日的&ldo;武將軍&rdo;。毛主席興致勃勃填了這首《臨江仙》，他所寄望於丁玲的是借重她那&ldo;纖筆一支&rdo;，抵過&ldo;毛瑟三千&rdo;，當然不是寫《三八節有感》啦。丁玲的變化也確是很大的，筆下湧動革命激情，《彭德懷速寫》、《一顆未出膛的槍彈》、《我們生活的紀律》、《冀村一夜》，在一篇題為《政治上的準備》的文章中，她明確寫道：&ldo;我們的戲劇歌詠等，只是一個工具，是船上的槳、篷、纜索而已。這些工具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指南針，是舵。而政治卻是戰地服務團的指南針，是舵。&rdo;丁玲是自覺將文藝作為工具去為政治服務的。只是，當她從新鮮興奮的初始觀感沉潛下去，發現耀眼的光明中，亦有晦暗角落。於是筆下不儘是熱情讚頌，而有了《我在霞村的時候》、《在醫院中》、《開會之於魯迅》、《風雨中憶蕭紅》等低迴傷感、批判諷喻之作，反映革命隊伍中存在的封建意識、官僚作風、愚昧落後，其中最突出的是《三八節有感》。
在《講話》前，延安出現批評之聲，包括王實味《野百合花》等，首先引起軍隊將領不滿，老子在前方打仗，你們(文人)在後方吃飽了飯罵娘。後來，這些文章被國民黨翻印傳播，藉以攻擊中共和解放區。整肅思想在所難免。文化軍隊起了什麼作用?既是軍隊，當然要服從命令聽指揮。
倒是揚言自己一支筆要管兩個黨(國、共兩黨)的蕭軍，在延安雖然留下種種頗為聳人聽聞的&ldo;故事&rdo;，跟這個打架，跟那個動刀子，卻只是人際糾葛和文藝觀唸的爭執，並沒有向政治家發難，如王實味的要求平等待遇;也沒能像丁玲那樣深沉地寫出批判性作品。也許他這個流浪漢既浮躁魯莽，卻又明白自己自由主義慣了，沒有入黨，因此不是整風物件，從而迴避了文藝與政治的直接衝突。因此得以維持與毛主席的交情。而毛主席與蕭軍的私交，分寸感掌控得好，既藹然親切，又保持距離，既試圖感化，又擱置分歧。當然作為魯迅弟子、知名作家的身份也一定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