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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見到他的性情，《今生今世》有一段寫到結髮妻子重病，他去義母家借錢不得，索性一住三日，也不回病妻身邊，“只覺歲月荒荒，有一種糊塗，既然弄不到錢，回去亦是枉然，就把心來橫了……”關鍵時候，胡蘭成橫下心，不怕物議，這不是一般文人所作的。魯迅先生曾經指出：“要論中國人，必須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誆騙，卻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樑。”胡蘭成真無賴的性格在這事上展露無遺，但就是這件事情，讓他看到真的人生底蘊。有一個細節，他到另一處熟人借錢也沒取到分文，他又折返回義母家，一路上怒氣沖天，不覺失聲大叫：“殺！” 。。
繞不過的肉身（3）
當胡蘭成回到家走上靈堂撥開挽幛入內，見妻子玉鳳直挺挺躺在板上，蓋著被，臉龐已變得很小，像個十二三歲的女孩。他立在枕邊叫了聲：“玉鳳，我回來了！”然後他俯身下去偎她的臉，又去被底拉她的手，輕聲叫著，一股熱淚湧出，他來不及避開，淚水掉下沾溼了玉鳳的面頰。他拉著玉鳳的手，感到她的手仍很柔軟，又見她眼睛微微露開一線，他輕輕撫下眼皮，玉鳳閤眼了。然後是入殮，杵作把玉鳳抬起，胡蘭成與兒子阿啟捧頭，青芸捧腳，將玉鳳放進棺內，又把玉鳳要帶去的東西放好，看過都整齊周全了，最後合上棺蓋。
以後兩天，家裡請人做道場，四歲兒子阿啟全身縞素，由眾人指教著伏下地去喝紅糖水，意為替生身之母喝乾血汙池。第三天就出殯，他與眾人一起將靈柩送上了山。出殯了回家，他走在山路田道上，只感覺下午的太陽荒荒，回到家，上樓下樓空空落落，惟有母親一人獨坐在灶間，他趨上前只叫出一聲“姆媽！”，即伏在母親膝上放聲大哭起來。
這一幕留給胡蘭成的血痂太深了，那脫口而出大叫“殺！”聲，成為了他的習慣，至死未改，他自承：“此往二十年來，我惟有時看社會新聞，或電影，並不為那故事或劇情，卻單是無端的感觸，偶然會潸然淚下。乃至寫我自己的或他人的往事，眼淚滴在稿紙上的事，亦是有的。但對於怎樣天崩地裂的災難，與人世的割恩斷愛，要我流一滴淚總也不能了。我是幼年時的啼哭都已還給了母親，成年後的號泣都已還給玉鳳，此心已回到瞭如天地不仁。”
這樣的硬做，有點流氓氣，經此之變，胡蘭成成了一個從個人偶在的生命出發，不懼意識形態和倫理規範的畸形的江湖弄潮兒。一切從目的論，不擇手段，什麼是對？什麼是錯？什麼是謊言？什麼是真？何謂誠實？何謂不誠實？愛啊，負疚啊，家啊，國啊，被他棄置腦後。他如《封神榜》裡腳踏風火輪，手拿銀項圈，敢抽龍王三太子筋的哪吒，“剔骨還父，削肉還母”，他將眼淚連同人生裡應該的柔軟還給了母親和妻子，這是胡蘭成心中神秘的結，是隱秘不可告人的一隅。他與道德和社會性規範的裂痕越來越大，最後讓自由的慾望膨脹到不再為這個民族承擔責任，不再為愛承擔責任。其實在民族倫理和愛的倫理中，人必須作出自己的選擇，他不可推卸或轉讓挪移。
這是一個沒有道德底線的人，沒有底線，不講黑白，使他獲得一種自由，誰給的價高就賣身於誰。在汪精衛豔電發表後，胡蘭成用自己的筆墨文字馬上跟進，他在《南華日報》寫的社論《戰難，和亦不易》，深受汪精衛妻子陳璧君的賞識，立刻提升胡為《中華日報》總主筆，被人視為汪精衛的“文膽”。一九四○年汪記偽政府成立，胡蘭成任汪偽宣傳部常務副部長、法制局長、《大楚報》主筆。在日本戰敗後，胡蘭成是被日本人保護，冒充日本傷兵隨著日軍撤出武漢，然後隱姓埋名逃脫追捕。
二
沒有了善惡，閹割了道德，滿足於慾望的實現，幹什麼都心安理得，胡蘭成就像對情感對一切所謂的歉疚有了免疫力。但是我們知道，選擇一種事物，從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