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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了年沒多久我們就回了市裡，又過了幾天，趙二哥趙二嫂帶著幾個孩子回了京都。又過了些時間，學校開學了。
校長跟我提起，讓我做高二班的班主任，我服從安排答應了。
到了75年9月，下半年開學，我帶的班已經是高三了，校長提出新一屆的高一高二同時開設英語課，我要教3個班的英語課了，我的工作強度上到了一定的程度，但是工資也漲到了90塊錢。
我已經很久沒接翻譯工作了，翻譯組組長一開始也問過我，但後來似乎是接到了什麼訊息，就再也沒有聯絡過我了。
11月初，發生了一件定性風向的事情，一時之間，風聲鶴唳。
我還是恐懼的，斷斷續續接到一些我看不透的訊息，有些我慢慢琢磨，似乎也琢磨出了什麼東西。但有些無論我怎麼琢磨，也看不透背後的事情，越看不透，就越恐懼，總覺得這些背後，是一張張能把我吞噬的巨口。
11月末，翻譯組長緊急聯絡我，要求我去京都參與一項十分重要的翻譯任務。
我想拒絕，但組長直接說道：“小陸，不是我讓你去，是上面的意思。你要麼現在跟著翻譯團過去，要麼等上面調令下來，強行讓你過去。”
我沒得選，只得答應。
12月1日，白頭鷹總統訪問種花家。
我並不是很重要的角色，甚至並沒有參與檯面上的工作，至多也只是參與翻譯兩國交涉的國書和條款。
但正因為這樣，我才更不能理解，為什麼會有人點名讓我過來。
直到白頭鷹訪問團回國，其他借調的翻譯都離開了，只剩下我，沒有得到任何調令，一個人待在釣魚臺國賓館，一等就等到了一月份。
一月份的一天，幾個人來到國賓館，說有人要見我。
我的心頓時就落了下來，有人來管我，就是已經決定好要怎麼處理我了吧？
我見到了一位大領導，他病的很重，是癌症，隨時都承受著痛苦，在這個時代，所有人都崇敬著這位領導，雖然我家站位的不是這位，但就像沈聽景說的，當年走了那條路的人，沒幾個人沒有被我媽救過幾次的，倒不是說欠不欠的，我媽媽是醫生，她的本職工作就是救死扶傷，但凡能救的她不可能放棄別人的生命。
我也是自幼就尊崇著各位大領導的孩子，見到大領導本身就很激動，但看到大領導病重的模樣和痛苦，我忍不住就含了一泡淚，但也忍著什麼都不敢說，只是老老實實坐在被安排的沙發上。
大領導十分慈祥，看著我的眼神滿是追憶，柔聲說道：“陸嫿，小陸啊，你長得和華年倒是沒幾分相像啊。”
我眨眨眼，不明白大領導的第一句竟然是說我長得跟我媽媽不像。
大領導看我緊張的不知道說什麼，微微一笑，依然溫柔的說道：“好孩子，別緊張，我就是想要看看你，要是這回不看，我怕是這輩子都沒機會看見你了。”
我不敢說話，但大領導說想看我，我也沒敢低下頭。
大領導見我怯生生的話都不敢說，只好無奈的搖搖頭，輕聲說道：“好孩子，你媽媽那邊，你彆著急，半年之後，最多不超過十個月，你媽媽一定會回去。”
我有些吃驚大領導的說法，隨即小聲的問道：“大領導，我媽媽到底在哪裡？你能告訴我嗎？”
大領導一陣沉默，半晌才搖著頭說道：“你媽媽在哪這就是，沒那麼難，只不過沒人敢說，沒人敢當回事。但是啊，好孩子啊，這個世界上沒有起死回生的仙術，你媽媽沒有辦法拯救所有人。”
我心頭一轟，但立刻意識到了什麼，趕緊低下頭死死的咬著唇，什麼都不敢說。
大領導見我怯懦又膽小，沒什麼心情，就揮揮手隨時準備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