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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寅恪先生的治學方法

對一個學者來說,治學方法是至關重要的,可惜在今天的學術界難得解人矣。我不認為,我們今天的學風是完美無缺的。君不見,在“學者”中,東抄西抄者有之,拾人牙慧者有之,不懂裝懂者有之,道聽途說者有之,沽名釣譽者有之,譁眾取寵者有之,腦袋中空立一論,不惜歪曲事實以求“證實”者更有之。這樣的“學者”就是到死也不懂什麼叫治學方法。

寅恪先生十分重視自己的治學方法。晚年他的助手黃萱女士幫助他做了大量的工作,可以說是立下了大功。有一次,寅恪先生對她說:“你跟我工作多年,我的治學方法你最理解。”黃女士自謙不很理解。寅恪先生一嘆置之。他心中的痛苦,我們今天似乎還能推知一二。可惜我們已經迴天無力,無法向他學習治學方法了。現在我來談寅恪先生的治學方法,實在有點不自量力,誠惶誠恐。但又覺得不談不行。因此,我談的只能算是限於個人水平的一點學習心得。

什麼是寅恪先生的治學方法呢?

一言以蔽之,曰考據之學。

這是學術界的公言,不是哪一個人的意見。汪榮祖先生在《史家陳寅恪傳》中再三強調這一點,這是很有見地的。

但是陳先生的考據之學又決不同於我們經常談的考據之學,它有它的特點,這一方面出於治學環境,一方面又出於個人稟賦。寅恪先生有家學淵源,幼承庭訓,博通經史,泛覽百家,對中國學術流變,瞭若指掌;又長期留學歐美日本,對歐美學術,亦能登堂入室;再加上天賦聰明,有非凡的記憶力,觀察事物,細緻入微。這兩個方面,都表現在他的考據學上,形成了獨特的風格。具體地說就是,他一方面繼承和發揚了中國乾嘉考據學的精神,一方面又吸收了西方,特別是德國考據學的新方法,融匯中西,一以貫之。據我個人的體會,寅恪先生考據之學的獨特風格,即在於此。

中國的考據學

在中國學術史上,考據學同所謂漢學是密切聯絡的,是漢學家所使用的治學主要方法。在學者之間,雖然也有一些分歧,但是大體上是一致的。漢學是對宋學的一種反動,濫觴於明末清初,大盛於乾嘉時代,考據學大體上也是這樣。詳細論述,請參閱梁啟超的《清代學術概論》及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什麼叫考據(或證)學呢?梁啟超在“概論”中有幾句扼要的話:

其治學之根本方法,在“實事求是”,“無徵不信”。其研究範圍,以經學為中心,而衍及小學、音韻、史學、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輯逸,等等。而引證取材,多極於兩漢;故亦有“漢學”之目。

錢穆在“學術史”第四章講顧亭林時,對考證學作了細緻的分析:

故治音韻為通經之鑰,而通經為明道之資。明道即所以救世,亭林之意如是。乾嘉考證學,即本此推衍,以考文知音之功夫治經,即以治經功夫為明道,誠可謂亭林宗傳。抑亭林此書,不僅為後人指示途轍,又提供以後考證學者以幾許重要之方法焉。撮要而言,如為種種材料分析時代先後而辨其流變,一也。(中略)其次則每下一說,必博求佐證,以資共信,二也。《四庫全書日知錄提要》,謂炎武學有本原,博瞻而能貫通。每一事必詳其始末,參以佐證,而後筆之於書。故引據浩繁,而牴牾者少。語必博證,證必多例,此又以後考證學惟一精神所寄也。

陳寅恪先生的道德文章(3)

亭林之治音學,其用思從明其先後之流變而入,其立說在博求多方之證佐而定,此二者皆為以後乾嘉考證學最要法門。

在後面,錢穆又引了方東樹《漢學商兌序》的話,把清儒治考證者分為三派,都可以說是深中肯綮的。事實上,清代考證學總是不斷有所發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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