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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1月當戈巴契夫來訪會見立陶宛共產黨中央局的委員們時我就明白，對這一套搞垮蘇聯的機制他知道得一清二楚。而且越往後越讓我確信，他是在謹慎行事，避免妨礙這些機制的執行。加之他本人也是按著國外勢力操縱下的國際上反動的反共邏輯在行事的。整個這套把戲我們在立陶宛的人看得特別清楚。就彷彿在看木偶戲表演：演員和導演在大洋彼岸牽線，而我們的木偶則在自己家裡按照他們搞垮這個國家的意圖行事。
我想讀者已經注意到，在波羅的海沿岸地區各共和國，特別是立陶宛，在形勢風雲變幻的發展過程中，看不到共和國黨組織表現出一點點正面立場，起一點點實際的作用。可當時蘇共還是全國，特別是每個地區生活的主導力量。以我的看法，這些共和國黨的領導人的威信急劇下降，是兩個主要原因造成的。
首先，是因為他們面臨著極其嚴峻的政治形勢，而當民族主義運動全速運轉起來的時候，他們實際上只好無所作為，退居一旁。自然，在相當一部分民眾的眼裡，他們也就成了民族利益的背叛者。
其次，中央，特別是蘇共中央所犯的嚴重錯誤，他們無能的行動、拙劣的宣告、加上幾名書記的言論和兩面派手法，將各共和國共產黨領導置於非常尷尬的境地。客觀地說，蘇共中央沒有完成遏制波羅的海沿岸地區各共和國民族主義行動的任務。
前面已經說過，立陶宛更換了黨的領導。第一書記由布拉扎烏斯卡斯擔任，後來，在前面提到的立陶宛共產黨代表大會上，這個黨又發生了分裂。原來統一的共和國黨組織，其中大部分都由以布拉扎烏斯卡斯為首的民族分裂主義分子組成，在代表大會前夕，他們公開邁出了脫離蘇共的步子，這完全是由於總書記戈巴契夫的不作為造成的。立陶宛共產黨中的少數派主張留在蘇共內部，他們的帶頭人是歷史學博士布羅基亞維丘斯教授。結果，他因為忠實於蘇共而嘗到了12年嚴酷的鐵窗風味。
在蘇聯政權的最後幾年，立陶宛共產黨第一書記是魯比克斯，他也因自己的堅持，在&ldo;民主的&rdo;立陶宛坐了6年多的牢。
在愛沙尼亞，黨的領導人是維亞利亞斯，他是愛沙尼亞共和國共產黨第一書記凱賓培養的幹部。按照戈巴契夫的指示，維亞利亞斯從尼加拉瓜被召回，他當時正擔任蘇聯駐尼加拉瓜大使。我還清楚地記得他在克里姆林宮舉行的第19次黨代表會議上的發言。他講到自己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的信仰，講到與俄羅斯在一起的統一才是愛沙尼亞的正確道路。他將自己的意見遞交給會議主席團，結果卻發現在這些建議中早就明確地包含著將愛沙尼亞從蘇聯分離出去的路線。
1990年3月10日，立陶宛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最高蘇維埃新一屆代表的選舉還在進行，可是卻已經決定當天晚上就要舉行第一次全會。這種急促的原因，是由於3月12日要在莫斯科提前召開蘇聯第三屆人民代表大會。大會的主要議程，是審議設立國家總統職位的法律草案，並對蘇聯憲法作相應的修改和補充。
以當選為立陶宛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最高蘇維埃主席蘭德斯別爾基斯為首的立陶宛新領導，無論如何都必須將立陶宛最高蘇維埃代表大會透過的關於恢復立陶宛國家獨立的決議提交本屆大會討論。與此相關的還有1990年3月11日深夜立陶宛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最高蘇維埃匆忙作出的關於國家獨立和退出蘇聯的決定。結局是一個強大的多民族國家，底部已形成穿孔，任你用什麼辦法也難以修補了。透過了共和國新國家名稱和新國徽的法令，立陶宛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更名為立陶宛共和國或立陶宛，國徽上有一個白馬騎士的形象。
這次會議還透過了一個法令：共和國所有原來的國家管理機關、原有的部、委和主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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