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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月12日，一個星期六的晚上，戈巴契夫來到我的病榻前。他肩負著一個不愉快的使命來見我：必須得到我個人同意，讓我從蘇聯部長會議主席的崗位上退下來。對於我來說這並不意外，因為早在 1990年 12月初我就告訴他，在代表大會之後我要退休。我無法同意他的許多有關國家經濟改革政策的觀點，它們將最終斷送蘇聯。現在，我在病房裡再次向戈巴契夫重申我將退休，和一個多月前表示的一樣。
我向他提出兩個請求：第一，不是現在交權，而是大約10大以後，當我出院的時候。我寄希望於那時我能夠擺脫病魔的糾纏。我天真地以為，解除一位身臥床榻的病人的職務，總統會覺得有所不便，而且我也不至於應該受到這種對待。第二個請求是，在我恢復健康後，給我安排一個工作，當然不在政府裡，免得我閒待著沒事幹。戈巴契夫答應解決這些問題，我們就此告別。
星期一即1月14日的白天，護士們無意中說漏了嘴，說是已經任命我政府中的財政部長巴甫洛夫為全蘇政府首腦，但此前我並沒有得到任何訊息。戈巴契夫就是這樣&ldo;完成了&rdo;我的第一個請求。第二個請求也遭到了同樣的命運：沒有給我安排任何新工作，所以我只好自己去找。結果在過去一個副手那裡找了個工作。
所以，1月12日和14日對我個人來說是特別的日子。但是1月13日更為重要，那天發生了好多事件，最終推動立陶宛然後是其他加盟共和國退出蘇聯。
有關維爾紐斯電視中心發生的事件，出版過好多書，發表過好多研究著作。對各方行動的分析已經幾乎精確到每一分鐘。但是，當我閱讀了大量出版物之後，卻形成了這樣一個印象：任何一方也沒有說出事實真相。因為，給任何重大事件寫歷史，都必須回答這樣的問題：誰需要這樣幹？以我的觀點，這既是蘭德斯別爾基斯的需要，也是戈巴契夫的需要，還有第三方‐西方政客和他們特工部門的需要。
立陶宛的新領導對此的利益攸關之處究竟在哪裡？立陶宛共和國最高蘇維埃於1990年 3月 11日透過關於共和國主權的決議之後，他們的行為變得無理而蠻橫。他們對於國家總統向他們提出的呼籲、總統的指令、第三屆人民代表大會的決議不加理睬，對於蘇聯最高蘇維埃和蘇聯部長會議的決定毫不在意。他們還成立了國土保衛局，行使國防部的職能，並擔負偵尋所謂&ldo;不可靠分子&rdo;的任務。在與其他加盟共和國接壤的邊境設立了武裝的海關檢查站。他們組建了自己的武裝部隊，徵召青年人伍，以代替他們應服的蘇聯兵役。他們實施了一系列措施以限制非本地居民、軍人及其家屬的公民權利。事實上蘇聯共產黨的活動已被列為非法，共產黨員開始遭到迫害，理由只是因為他們的黨派屬性。
1991年1月初，為了保證執行1990年12月1日發布的蘇聯總統令和與之相應的蘇聯國防部命令，為幫助各級軍事委員會完成青年的現役徵召工作，向立陶宛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增派了部隊。立陶宛共和國領導人利用這一事實，透過報紙、廣播和電視，在居民中煽動歇斯底里和狂熱情緒，號召他們放棄蘇聯國籍，開展有組織的抵制和武力反抗，以對抗法律秩序，似乎&ldo;蘇聯正在準備對獨立的立陶宛國進行武裝入侵&rdo;。而且聲稱：&ldo;第三屆人民代表大會的決議對於作為另一個國家的立陶宛來說毫無意義&rdo;，&ldo;我們不承認蘇聯法律在立陶宛共和國的效力&rdo;。
1991年1月7日，立陶宛共和國最高蘇維埃主席在共和國電視臺講話時說，增派部隊是要&ldo;挑起衝突，進行威脅恐嚇，實行軍事管制和專政&rdo;。
1991年1月8日，立陶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