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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治下的六十餘年間，經順治、康熙、雍正三朝而建立並鞏固起來的大清帝國達到了權力與威望的頂端。然而，正是在弘曆治下的盛世似乎達到了登峰造極之時，整個大清帝國的政治與社會生活卻被一股名為“叫魂”的妖術之風攪得天昏地暗。在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由春天到秋天的那幾個月裡，這股妖風竟然衝擊到了幾乎半個中國，其影響所及，小民百姓為之人心惶惶，各級官員為之疲於奔命，皇帝陛下為之寢食不寧。於是，人們不禁要問：既為盛世。何以會妖術橫行？仔細讀過這個故事，不禁又會問：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這個故事到底有什麼意義？在二百多年後的今天再來講述這個故事，又能令生活於今天的人們得到怎樣的啟示？在我們看來，這正是《叫魂》這本書使人覺得可讀和耐讀的地方（儘管人們對於書中關於歷史事件的理解與解釋是會有見仁見智之處的）。讀這本書，是在讀歷史。但每每又會讓人聯想到自己所親身經歷過的許多事情——至少我們在翻譯此書時常常是有這樣的感覺的o孔飛力教授是美國及西方中國史研究領域中為人們所公認的一位大家。他於1964年在哈佛大學獲得博士學位，是國內讀者所熟悉的費正清教授的高足。1977年，當費正清教授從哈佛大學榮退後，孔飛力教授便由已任教十多年的芝加哥大學轉回母校接替費正清留下的空缺，一直任教至今。他曾擔任過芝加哥大學遠東語言文化系主任、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主任、哈佛大學東亞研究委員會主席；獲得過包括古根漢姆學術研究獎在內的多種學術榮譽；並是美國藝術人文科學院院士。
孔飛力教授並不屬於那種“著作等身”的學者。事實上，在他迄今三十餘年的研究寫作生涯中，他只出版過兩本專著。一本是寫於七十年代初的《中國帝制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此書中譯本於九十年代初由北京的一家出版社出版），另一本便是我們現在翻譯成中文的這本《叫魂》。這兩本書出版後，都在美國曆史學界引起了極大反響，普遍被人們認為起到了開學術研究風氣之先的作用。《中國帝制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一書將政治軍事史研究同社會史研究結合起來，對促成近代中國國家與社會巨大變化的內在歷史動因進行了探討。《叫魂》則表現出了一種更為宏犬的學術視野，在構建以“叫魂一案為中心的“大敘事件的過程中，在方法論的層次上將社會史、文化史、政治史、經濟史、區域分析、官僚科層制度分析以及心理分析等研究方法結合在一起。此書於1990年出版後，獲得了當年的“李文森中國研究最佳著作獎”o我們兩人在美國大學教授中國歷史課的時候，都曾以《叫魂》作為學生的必讀參考書，頗受學生歡迎，並因而萌生了將此書譯成中文，介紹給中國讀者的想法。儘管我們自己都有著極為繁重的教學任務與早已排得滿滿的研究寫作計劃，我們最終還是決定擔負起將《叫魂》一書譯成中文的工作。我們採取了分工合作的方法，由陳兼翻譯第一至第五章，劉昶翻譯第六至第十章，然後兩人分別校閱對方所譯章節，最後由陳兼對全書譯文進行統校。
但是，在翻譯的過程中，我們竟時時感到承擔靠譯此書也許是一個“錯誤”。《叫魂》不是一本好譯的書。儘管我們都是歷史科班出身（但並非專治清史），在國內及美國大學歷史系也都已任教多年，但在翻譯此書時，仍然感到十分吃力，孔飛力教授寫作此書時大量引用了清代的文獻檔案資料，在論述過程中，又在娓娓道出一段段曲折希奇的故事的同時，將它們同自己對於種種社會科學理論的理解與一種深刻的歷史人文關懷糅臺在一起，以極為生動精巧的英文寫成了這本書。要以流暢的中文忠實地反映出原書的意思與風格，真是談何容易！我們在翻譯此書時，對原文與譯文都反覆推敲，可謂殫精竭慮，自以為是盡了力量的。經過兩年多的努力，譯文最終是完成了，但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