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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曆對異端的兩次最嚴厲清剿都發生在清政府軍事行動受挫，他因此對其軍隊的表現深為不滿的當口，這大概並不是偶然的。1751至1752年的危機——包括偽稿案和對馬朝柱的瘋狂搜捕——恰好發生在鎮壓川兩金川土著的漫長軍事行動之後。
在這場戰役中，清軍對金川土著的損失如此慘重、進剿如此不利，以至於弘曆以貽誤戰機為由處決了清軍的兩名最高將領。
而當1768年的危機發生時，征伐緬甸之役正毫無指望地被困在瘴癧肆虐的熱帶叢林裡，弘曆則以無能和謊報軍情為由撤換了他的戰地指揮官。當清軍陷於困境時，難道弘曆不會將震怒和沮喪發洩到國內事務中來嗎？
然而，雖然這種沮喪可能會給弘曆對妖術的清剿加溫，但清剿的實際程序卻有著自己的邏輯。弘曆的優懼亦真亦幻。真實的部分在於，他難以打破官僚體制自我滿足、常規裹足的積習。
君主要維護鞏固自身利益，就必須不斷訴諸於專制和無常的權力，而提出政治罪指控則是使用這種權力的最佳機會。幻影的部分（但誰能說幻影非真呢？）則在於，他對於無法為他所見的勢力心存恐懼。妖術當然就是這樣的一種勢力，但還有來自謀反和漢化的雙重威脅。即便像弘曆這樣一位已經漢化的滿洲君主，也無法將謀反與種族因素區分開來，而當一個案子牽涉到辮子的象徵意象時，便足以成為使他疑慮爆發的導火索。與謀反危險相伴隨的是漢化問題，這一威脅雖然並不急迫，但卻更為險惡。弘曆的反應是文化的（推崇滿族語言和歷史，透過發動全國範圍的文字獄來清除反滿意識），同時也是政治的（清除已成為漢族官僚體系特徵的種種“惡習”）。
江南是問題的關鍵。危險來自富庶文明的長江三角洲，並正沿著運河兩岸向北蔓延。在弘曆看來，南方是漢族官僚文化的罪惡淵藪：腐敗頑固，朋黨比奸，懦弱虛偽。強健的旗人可能會陷入江南的魔咒；弘曆會用最嚴厲的語言斥責受到江南文化蠱惑的滿洲官員。現在，某種罪惡又從江南向外蔓延，那就是官場中的腐敗習氣和社會上的妖術陰影。人們可能會提出異議，認為弘曆“真正相信”的不是第一種、而是第二種危險。確實，弘曆在公開場合是妖術的嘲笑者，說妖術是荒誕不經的迷信。但是，他在許多奏稿上的批示又顯示，他對妖術的細節與目的有著濃厚的興趣。①他究竟是否“相信”妖術的存在？最好還是這樣地提出問題：對他來說，術士的妖術比之漢文化的蠱惑是否就更不可信？術士們竊取人們的靈魂，腐敗的漢文化則竊取滿洲的品德，哪一種危險對他更為真實呢？
知識階層和大眾對妖術的看法
普通百姓的妖術信仰和君主視妖術為謀反的認識是有區別的。這使我們聯想到，在毆洲中世紀晚期和近代早期，鄉村巫術☆★☆★☆★☆★①例如，弘曆在彰寶一份奏報中提到關於某些罪犯割人髮辮時在旁硃批道：“如何？”。那些含有同樣暗示的檔案似乎表明，他對妖術有一種病態的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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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出現在宗教法庭上的“博學的”或“魔鬼橫行的”巫術之間同樣存在著區別。在理查·基徹弗對歐洲巫術迫害的研究中，他寫道，大多數村民指控鄰居使用巫術是因為他們相信鄰居用巫術傷害他們，但並不一定認為鄰居這麼做時與撒旦有任何約定。
在歐洲大陸發展起來的關於巫術中魔鬼作用的看法顯然是神學家和法學家們的臆測——除非在巫婆和受害者之間加上魔鬼這個環節，他們便無法對巫術作出解釋。……即使在當代的民間巫術信仰中，人們也認為有關魔鬼在巫術中所起作用的指控是站不住腳的。只有在英國的審判中，這種情況才偶爾發生。而當它發生時，則顯然是受到知識界影響的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