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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
這位三老的上書，使盛怒中的漢武帝迴歸於理性思考。但是，當時劉屈氂、李廣利的陰謀尚未徹底暴露，因此武帝仍未下定為太子平反的決心。�
直到李廣利叛變，馬何羅謀刺，江充胡巫陰謀集團陷害太子的罪案逐漸一一暴露出來後，武帝重新反思，終於知道巫蠱事件是一場大冤案。�
恰在此時，高廟寢郎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冤”。武帝以此為契機而徹底感悟。於是，武帝親自召見這位人微言輕的田千秋，說：“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為吾輔佐。”立即晉升他為大鴻臚。�
緊接而來的就是為衛太子徹底平反昭雪。於是，他“族滅江充家”，將江充同黨蘇文焚死在橫橋上。他開始“憐太子無辜”，在劉據自殺去世的地方築作“思子宮”與“歸來望思之臺”，以示哀念，“天下聞而悲之”。�
不久，武帝即任命田千秋代替已滅族的劉屈氂為丞相。�
其後，武帝開始重新思考衛太子曾經諫阻過的停止對四夷的用兵征伐以及轉變政策的問題。�
馬通、商丘成、景建等在巫蠱事件中以迫害衛太子得功封侯者，包括當年積極搜捕逃難中的衛太子，將其父子逼死而立功封侯的新安令史李壽及縣卒張富昌，在漢武帝統治的最後三年內，全部一一被殺或被逼自殺，以至滅族。�
他們之死，史籍中記有不同的罪名。但集中起來看一看，就知道其實都是出於為衛太子昭雪和復仇，同時也為轉變大政方針掃清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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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更復雜的一面還在於，除此之外，還有一批始終忠實於武帝路線的重臣如桑弘羊等，他們也反對太子與匈奴議和的新政理念。因此，他們雖然並未參預江充的陰謀，甚至與李氏集團有矛盾，但是，在政治上是一直支援武帝的開邊征戰路線的。�
武帝臨終前的徵和四年（公元前89年），桑弘羊曾建議在西域輪臺擴大屯戌，修建亭障，將開拓西域戰爭向前推進。修亭障，包括修成以後置卒戍守，這兩者本來都是剪除匈奴右翼西進方略中的大計。但是漢武帝卻斷然拒絕了桑弘羊的建議。他由此而釋出了歷史上極其著名的“輪臺罪已詔”。�
在這個詔書中，武帝公開對天下人作自我譴責：�
“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政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
由此詔可見，武帝已決意把施政重心轉移到和平與生產方面來。為了推行親民政策，武帝冊封謹慎溫和的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
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曾經這樣評價漢武帝的晚年：“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無幾矣。�
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尊王之道，知所統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誅罰嚴明，晚而改過，顧託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
5�
田千秋就任丞相以後，決心改變君臣、君民，尤其是統治集團內部關係緊張的局面。他委婉地在一次酒會中借祝壽向武帝進言，提議武帝退到二線去“玩聽音樂，養志和神。”�
“乃與御史，中二千石共上壽頌德美，勸上施恩惠，緩刑罰，玩聽音樂，養志和神，為天下自虞樂”。�
面對這一寓勸於頌的祝禱，武帝並未憤怒，相反，他再次作了如下自白和反思：�
“朕之不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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