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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定四年二月，正式成立官田所，六月，就回買到公田三百五十餘萬畝。但品官超標的田畝遠遠不足公田的數額，於是，先是規定無官之家擁有的最高田額也限五頃，後來降至二百畝，最後無論官民，超出百畝以外的田地就必須回買三分之一為公田。
凡經回買的公田，名義上按租額高低給以經濟補償：租額一石以上的，每畝為二百貫；九斗的為一百八十貫；八斗一百六十貫，以下依次類推。但補償的並不是現錢，買公田五千畝以上者，給銀半成，官告五成，度牒二成，會子二成半；五千畝以下者，給銀半成，官告、度牒各三成，會子三成半；一千畝以下者，不給銀子，給度牒、會子各五成；五百畝以下者，只給貶值無用的會子。行在會子所開動印鈔機，每天加印十五萬貫，專門用來回買公田。
首批公田回買以後，每鄉設立一所官莊，莊官由財產豐饒者擔任，兩年一屆，負責徵收與運送租米。鹹淳四年（1268年），取消官莊，改為包佃制，以一二千畝或百畝為一單位，招佃主包佃，再由佃主分佃給承佃戶，佃主替代了原來莊官的職責。朝廷在平江、嘉興、安吉和鎮江等地分別設立了專管官田的分司機構。
為推行公田法，就必須全面核查官民的田產，確定超標的田畝數。度宗鹹淳元年（1265年），在江南再次實行經界法。所謂經界，就是逐戶丈量土地，繪圖造冊。
官僚、地主隱瞞田產逃避賦稅的情況，南渡以來一直存在，並有愈演愈烈之勢。為確保財政收入計，國家當然有必要把全國官戶和民戶的田產明確無誤的登入帳籍。早在紹興十三年（1143年）至紹興二十年間，由戶部侍郎李椿年主持，在全國絕大部分地區推行過&ldo;經界法&rdo;。經界對確保國家財稅，抑制土地兼併，是有積極作用的，惟其如此，也遇到來自官僚、地主的頑強阻力。李椿年終於罷官，紹興經界也沒能徹底進行到底。其後，寧宗、理宗時期，部分官吏在區域性地區也實行過經界，只是小打小鬧，規模無法與紹興經界相比。
但鹹淳經界的目的，主要不是清查隱田，抑制兼併，而只是為回買公田提供資料。由於不必丈量土地，只須根據原有田產記錄，核查其後變動，準確度自然不及經界，故而稱為推排。推排手續簡單，鹹淳三年就已基本完成。
景定四年七月，公田法實行還不到半年，尚書都省就聲稱&ldo;中外支用粗足&rdo;。其中雖不排除賈似道黨羽阿諛的成分，但公田法對緩解財政危機不會是絕無作用的。不過，公田法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財政危機，反而成為社會動盪的新源頭。
首先，名為回買，實為強奪，加深社會危機。當時浙西上等良田的地價是每畝四百貫，初行公田時，規定對租額每畝一石的良田給以二百貫補償，已經只是市價的一半。但在實際執行中往往僅給四十貫，還都是無人購買的度牒、告身和形同廢紙的會子。所以，實際上，公田法就是以變相的行政手段強行改變土地所有權，當時人怒斥之為&ldo;白沒&rdo;（即平白無故的炒家籍沒的意思）。因而公田法遭到朝野持久而殊死的反對，也就完全不足為奇。
其次，官吏舞弊，回買不公，激化社會矛盾。回買公田的田產標準之所以一再降低，最後甚至跌到百畝，關鍵就是大官僚、大地主勾結主事官吏，隱瞞實際田產，造成回買不足。而對於無權無勢的普通民戶，主管官吏故意誇大計算其田畝數，強迫他們增加回買數，造成有些民戶傾家蕩產也無田可賣。而督賣者峻急刻薄，不擇手段，甚至濫施肉刑，迫使有些走投無路的民戶自殺了事。
再次，官田收租，頭會箕斂，引發階級衝突。在公田回買過程中，少地或無地農民雖然牽連較少，但在後來的官田經營中，他們也深受公田法之害。主事官吏為了邀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