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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點頭，又對安德森先生用中文和英語分別說了一遍：&ldo;難以還清的感情債。&rdo;
安德森先生沉吟著點頭，似乎是明白了。
沒幾天丹麥研究中國的蓋&iddot;瑪雅女士來訪，也曾提過這一話題。幸好已是答過一遍的老問題，我就用&ldo;難以還清的感情債&rdo;作了回答。她的漢語水平比粗通問候語的安德森先生好，能用流利的普通話和我們交談，理解得也更快些。
在字典或辭海上，&ldo;孽債&rdo;這兩個字的解釋還要複雜一點。不過，&ldo;難以還清的感情債&rdo;卻是比較清楚地解釋了我的書名。
電視連續劇改編前以及改編定稿過程中，拍攝以及拍完播放以後，這個題目仍然被一次一次地提出來討論，情形和當年我的長篇小說《蹉跎歲月》改編成電視劇時幾乎一樣。我已經有過一次經驗了，於是便表了一個態：你們要怎麼改都可以，但改出的題目一定要比我這個好，我才能同意。記得當年嚷嚷著要給《蹉跎歲月》改名字時，我也是用這句話回答的。
後來好像還是沒有想出更好的名字。《孽債》也便用原名播出了。
正如同當年我敢於堅持用《蹉跎歲月》這個題目一樣，我之所以敢於堅持用《孽債》，只因為這本書的創作，源始於我那漫長的十年半的知青生涯，源始於那段生活本身。
記得二十一年前，我接到調令，由鄉間調到貴州省作家協會去當專業作家。經過十年又七個月的插隊生活，山寨上已沒有什麼東西再值得帶往省城去。況且進了省城，我沒有住房，只能暫時在小招待所裡棲身。故而我只將兩箱書整理出來，用馬車拖著去託運。十年當知青的日子，是這兩箱子書陪伴著我，度過了無數個夜晚和雨天。書頁都發黃了，我還捨不得丟掉。馬車拖進街子，那一天正逢山鄉裡趕場，人很多。一個女生叫了我一聲，我看著她從人堆裡擠出來，一手拉著一個娃娃，另一隻手挽著提籃，顯然也是來趕場的。在人群中一擠，她的臉漲得通紅，因為懷著身孕，肚皮腆得高高的，她還喘吁吁的。她曾是我同一大隊另一個寨子上的女知青，後來和一個相貌英俊的山寨小夥子戀愛結婚，插隊期間就出嫁了。我離開寨子以後，她就是這個公社留下的最後一名上海知青了。我告訴她，我要去省城裡報到了。她說，已經聽說了。望著她略顯黯然的神情，我不由問她：你怎麼辦呢？她愣了一下，說：我也要走的。我點了一下頭，想說願你走成功，又想說幾句安慰的話，但最終一句也沒說出來。想想一起從上海來到這塊土地，一共六十個人，現在走得只剩下她一個人了，說什麼也是多餘的。馬車拐出鄉場，我回過頭去，望著消失在人潮中的她和孩子，不由自主地思忖著：她要走，走得了嗎？眼看著她又要生第二個娃娃了，她走了，這兩個孩子怎麼辦？如果她真走成了，兩個孩子長大以後，問及自己的母親在哪兒？又會是一個怎樣的情形？
可以說長篇小說《孽債》的最初構思，該是起源於那一段生活本身。
在知識青年大返城的潮流中，在一列一列回歸的火車上，我聽說過幾個類似這樣的故事。只是，那年頭城市的誘惑力是那麼地強大，誰也沒往深處去思考這一問題。
就是我自己，也不可能想像這些孩子將來和生身父母之間會演出什麼樣的悲劇和喜劇來。
但是，創作的構思往往是這樣，一旦你生了心，留了神，生活本身就會不斷地提醒你，催促你，撞擊你。
那是80年代的一個夏天，我在回上海探親時，又聽說了附近弄堂裡的這麼一件事：一個寧波農村的中年漢子帶了兩個孩子，到上海來找當年的妻子。而他的妻子在回歸上海分配到工作之後，早已重新嫁了人，並有了新的孩子。於是乎，一個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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