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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是,就要服從組織上分配。&ot;最後,我接受了組織的分配。正巧,老同學阮慶和廖斌在抗大學習半年,畢業後也留下來當教員。阮慶也分配到一大隊當教員,這是我們兩人投奔革命、到延安後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一起工作。他向我介紹了一大隊的情況和好幾個軍校同學,我們經常相聚暢談,交流體會,互相鼓勵。
那時,蔣介石的力量還很大,延安城內還可以看到&ot;擁護蔣委員長抗戰到底&ot;的標語口號,有部分紅軍戰士對此不理解,但黨內的解釋是:我們並不是無條件地&ot;擁護蔣委員長&ot;,主要是為了強調後面四個字&ot;抗戰到底&ot;。如果蔣介石動搖、投降,就會對抗戰產生巨大影響。因此,我們提出這個口號,就是要推動蔣介石&ot;抗戰到底&ot;。
抗大的教學內容主要以政治為主,軍事訓練為輔。如果將抗日軍政大學和黃埔軍校相比,可以說抗大的性質和教學內容同黃埔軍校前六期有很多相似之處,教學內容以馬列理論和時事政治為主,包括中國革命史等課程。毛主席曾講過:&ot;昔日之黃埔,今日之抗大,先後輝映,彼此競美。&ot;學員大多是投奔延安的進步知識青年,教學目的主要就是解決革命的人生觀,用革命理論武裝自己,培養革命精神。加之當時形勢發展很快,也不可能進行長時間的正規、嚴格的軍事訓練,只是簡單教練一些操場動作,包括立正、稍息、列隊、集合等,射擊也只是以步槍為主,機關槍大家都沒有摸過。那時,紅軍指戰員參加抗大學習的,一般是獨立編隊,個別時候他們也和外來學生一起上大課。1939年7月,抗大總校決定遷往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由副校長羅瑞卿率領幾千學員開赴太行山,留在延安的一部分改為第三分校。我本來想隨總校去抗日前線,但三分校校長許光達、訓練部部長李國華又把我從瓦窯堡調回延安三分校訓練部工作,繼續當軍事教員。阮慶去了晉察冀。我那時一心想下基層,到前方參加戰鬥部隊,打日本。因此心裡總是覺得不踏實。我個人的想法同抗大發展是矛盾的。抗大特別需要軍事教員。儘管紅軍幹部中也有很多有水平的幹部,但相對文化素質差一些。他們指揮打仗沒問題,要求他們在課堂上講出一、二、三來,還是有些困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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