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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過去了,知識青年這個字眼,在飛速發展的現實生活中,已經讓人感到陳舊和麻木。
記得是八十年代的中後期了,我正在讀長篇小說《愛的變奏》的校樣,這是我的第五本和知青有關的長篇小說。一位相熟的朋友來訪,聽說又是一本和知青有關的書,他忍不住說:你就不能寫寫別的嗎?
我說是啊,我在鄉下整整呆了十年,現在寫出了五本長篇小說,我也對得起那段生活了。這本書出版以後,我想考慮寫一點別的了。
但是,當年知識青年的命運,總是牽扯著我的心。也可能正是因為我一本一本地寫了些和知青有關的書,有些人也總是願意來找我,把他們生活中真實的經歷告訴我。
那是1985年夏天,有兩個山鄉裡的中年婦女找到省城貴陽來。她們簡樸得幾近寒傖的衣著、她們拘謹的神態、她們的言談舉止,幾乎完全是一副世代居住在山寨中的農婦模樣了。不是她們開口講上海話,很難相信她們曾經是上海知青。她們到省城來是為求一個工作,是來訴苦的。知識青年由城市到達鄉村時,從來都是聽農民們憶苦思甜、講述舊社會的苦難、虔誠地接受那份再教育的。曾幾何時,她們自己卻向人們訴起苦來。日子,對她們來說實在是過得太艱難了。是生活,逼著她們走到今天這一步來的呀:她們全是當年嫁給村寨農民的知識青年,其中一位還是優秀知青,她當年開創一代新風,同山鄉農民結婚連同接受再教育的事跡,曾經在《下鄉上山》刊物上登載過。這本刊物是免費發放的,我清楚地記得,這本刊物傳到我們集體戶時,大家對她的事跡還足足議論了半天。現在這兩個當年與山鄉農民相結合的典型,一個死了丈夫,拖著三個娃崽;一個丈夫雖還健在,但拖拉著兩個娃娃,身處窮鄉僻壤,日子也難過。她們來到省城,只是希圖透過一定的渠道,為她們呼籲一下,在當地求得一個工作。
由於省裡領導同志的關注和幹預,這兩位上海女知青在幾個月以後,終於在偏遠小縣城的一家工廠裡落實了工作,算是得到了歸宿。但是她們的形象和經歷,久久地留在我的記憶中。我時常想,其他知識青年呢,有沒有落到生活的底層而無人問津的呢?
回上海探親時,有人指著某個女子的背影告訴我,她也曾是知青,當年下嫁了當地人,掙扎著回到上海老家,棲居在住房緊張的孃家,沒一份像樣的工作,而她的丈夫和孩子,戶口進不了上海。她在上海呢,生活不檢點。
在我插隊的那個縣裡,還流傳著這麼一個故事:兩個知青在山鄉裡萌生感情,生下了一個小孩,考慮到有了未婚生孩子,以後永遠也不能抽調;再說,孩子一生下來,就面臨著營養及生計,根本養不活。有好心人出面,介紹了省城裡一對結婚多年不曾生育的夫婦,收養了這個孩子。而這一對知青,回到上海以後,卻又各奔東西,並沒結成夫妻。
一次去昆明出差,我又聽說了這麼一件事:在西雙版納的一條街子上,有位從北京來旅遊的中年女子,始終在屋簷下徘徊,嘴裡喃喃自語著失悔和懊惱一類的話語。原來這女子是當初來版納的北京知青,回城時離了婚,遺下一個孩子給自己的前夫撫養。她走得很輕鬆,回歸北京之後落實了工作且很快有了新家。世間的事情有時經常陰差陽錯,二度婚姻之後她再沒生育。隨著時間的流逝她越來越思念遺留在西雙版納和前夫生的兒子。終於她徵得現今丈夫的同意,趕到版納找兒子。她記得版納的山,版納的水,版納的道路,她恰恰忘記了這裡的農民世代都有遷居的習俗,她照著知青歲月記憶中的地址尋去,再沒找到她渴念的兒子。於是乎她便有些失態地踟躇在趕場的街子上,逢到人詢問,便講她那失悔的心情和頗為曲折的經歷……
這件事傳到我耳裡已經多人轉述,但聽來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