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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是趁著暮色悄悄離開縣城的，大片大片烏雲壓在壽州老城牆上方，風在半空中發出“嗚嗚”的鳴叫。孫傳瑗走在隊伍的後面，帶著留戀的心情，最後望了賓陽城門一眼。他知道，這一別，就可能不再回到這座老城了。
光緒三十二年（1906）至1912年的這六年，對於安慶，對於安徽，是政治變革最為痛苦，最為無常，最為徹底的六年。這六年，同樣是孫傳瑗人生觀發生重大變化的六年。其中有兩個人對他影響最大，一個是嶽王會安慶分部長常恆芳，一個是《安徽通俗公報》主編韓衍。
孫傳瑗帶壽州五十餘蒙養學堂學生到安慶，投奔的就是安慶尚志學堂。從集賢門進安慶城，走北門內正大街，向東轉，藏書樓之左，便是尚志學堂。尚志學堂創辦於光緒二十八年（1902），創辦人馮汝簡，“不應光緒甲辰年禮部試，而為興學盡力奔走”，在教育界，被傳為佳話。民國後任安徽省政府秘書長的陳獨秀、教育司司長的鄧藝蓀等社會名流，對尚志學堂創辦，都給予了極大關注和極大支援。尚志學堂實際也是安徽革命黨人的活動基地之一。與學堂一牆之隔的藏書樓，光緒二十九年（1903）五月十七日，大雨滂沱，二十四歲的陳獨秀，撐著一把紅油紙傘趕過來，就在這裡，主講了著名的“安徽愛國會演說”。操著濃濃的安慶鄉音，他喊道：“全中國人既如是沉夢不醒，我等既稍有一知半解，再委棄不顧，則神州四百兆豈非無一人耶！故我等在全國中雖居少數，亦必盡力將國事擔任起來。”臺下來自安徽高等學堂、安徽武備學堂以及桐城中學堂、鳳鳴中學堂等三百餘青年，掌聲如雷。
常恆芳時任尚志小學堂的訓導主任，孫傳瑗和五十餘蒙養學堂學生到安慶時，他正與嶽王會幾位同志商談近期工作。聞知壽州蒙養學堂五十餘師生集體從壽州投奔省城，他匆匆趕回學堂。
常恆芳高高大大，也是北方漢子的性格，見到孫傳瑗的第一句話，就顯得特別的地道，“到了就好，到了這裡，大家就算是到家了。”
孫傳瑗聽了心裡一熱，幾天裡受的苦累，頓時煙消雲散。他的兩眼溼溼的，淚水圍著眼眶打轉轉，馬上就要流出來。
孫多慈父親孫傳瑗，孫多慈作。
當晚就做出安排，年齡稍小些的學生，全部安插在尚志學堂繼續學習，湯葆明負責他們的起居生活。另一部分年齡稍大些的，因為此時孫毓筠在南京，柏文蔚也在第九鎮二十三標二營任管帶，因而由孫傳瑗帶隊，當晚坐船到南京，交由他們另行安排。常恆芳年齡大不了兩三歲，但處事果斷乾脆，這既讓孫傳瑗開了眼界，又打心眼裡由衷佩服。
兩個月後，孫傳瑗從南京回安慶，重返尚志學堂，成為常恆芳左右。常恆芳是安徽武備學堂首屆畢業生，後去安徽公學讀書，在那裡追隨陳獨秀、柏文蔚等，組建了反清秘密組織嶽王會，擔任安慶分部長。接受鄧藝蓀邀請，來安慶出任尚志學堂訓導主任一職，也就是想借此平臺，為嶽王會在安慶的工作開啟局面。事實上，此時的嶽王會，因陳獨秀東渡日本求學，柏文蔚赴南京就任軍職，重心也隨常恆芳移到了安慶。
這是孫傳瑗生命中最具價值的一段時光，那些天，他跟著常恆芳，或是到東門外的迎江寺，坐在振風塔下，商談嶽王會下一步的工作；或是出八卦門沿西門大街走到大觀亭，鑽到松樹林裡，討論多變的安徽革命形勢。有時候也帶高年級學生過去，那時候會跑得更遠些，在馬山附近的地藏庵，說是進行兵式體操訓練，實際上是遮人耳目，掩護他們的革命工作。大多時候，常恆芳是主講，孫傳瑗和其他的人在一邊只有聽的份。常恆芳極具邏輯思維，說話有條有理，你沒有理由不佩服他。
那一階段是嶽王會的低谷階段，在安慶，他們的成員甚至還不足三十人。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