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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還有各式各樣的戲劇演出和傳說故事。鄉親們最津津樂道的是兩個“鬼”：一個是“帶復仇性的，比別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強的鬼魂”——女吊；另一個是腰束草繩，腳穿草鞋，手捏芭蕉扇，富有同情心的“無常”。鄉土傳統與民間文化，深深地影響著魯迅的一生。
魯迅從小就表現出活潑的性格。因為外祖母家在農村，魯迅也就有了一批農民小朋友，一起在朦朧的月色下，划著白色的小航船，趕去看戲；回家的路上，肚子餓了，就“偷”自家地裡的豆煮了吃。魯迅還在叫做“百草園”的後園裡，發現了大自然的無窮趣味：碧綠的菜畦，紫紅的桑椹；蟋蟀彈琴，油蛉低唱；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的何首烏；人首蛇身的“美女蛇”的傳說……正是這樣自由的童年生活，開發與培養了未來作家魯迅的創造力與想象力。
6歲時魯迅告別了百草園，到“三味書屋”，拜本城中極方正、極有學問的壽鏡吾老先生為師，一直讀到17歲。在這裡，他熟讀了儒家的經典，又在課餘廣泛閱讀了儒家之外的各種雜書：小說，野史，筆記……不僅關注歷史、人事，也注意觀察自然。這樣開拓了魯迅廣闊的精神空間，為魯迅以後思想與文學的發展，奠定了寬廣深厚的知識基礎。
魯迅的童年也有陰影：13歲那年，祖父因故入獄，不得不隨著全家到親戚家避難；以後父親病重，家庭生活也從小康陷入困頓。作為長子的魯迅，不得不經常出入於當鋪與藥店，在周圍人的歧視與侮辱中，感受社會的冷酷與勢利。父親最後因庸醫的延誤而過早離世，更給少年魯迅以很深的刺激，他由此開始了對中國社會、文化、人世與人心的思考。
魯迅曾經說雜文是“感應的神經”，作為一種報刊文體，它的最大特點是能夠對正在發生的社會、思想、文化現實作出最迅速的反應，並及時得到社會的反響。因此，它是魯迅這樣的時刻關注國家民族命運、民眾疾苦的知識分子，與他所處的時代保持密切聯絡的最有效的方式。魯迅又說，雜文作者的任務，“是在對於有害事物，立刻給以反響或抗爭”，並因此把雜文分為“社會批評”與“文明批評”兩類。魯迅一生都在戰鬥，懷著“立人”的理想，把批判的鋒芒指向任何形式，任何範圍的對人的奴役與壓迫（民族的奴役、階級的壓迫、男性對女性的歧視、老人對少年的摧殘、強者對弱者的侵犯，等等）。他說他這樣做，並不是個人的意氣，而是為了中國與人類的“將來”，因此他的一切批評“實為公仇，絕非私怨”。魯迅的15本雜文集，就是從五四前後到30年代中期中國社會的忠實記錄，就是一部思想、文化發展的歷史。而作為一個作家，魯迅更為關注的是在歷史事變背後人的思想、情感、心理的反應與變動。魯迅曾充滿自信地說：“‘中國大眾的靈魂’，現在是反映在我的雜文裡了。”在這個意義上，魯迅的雜文就是一部活的現代中國人的“人史”。如果要真正瞭解中國的社會與歷史，特別是要了解中國人，魯迅的雜文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安徒生
安徒生（1805～1875）是丹麥19世紀著名童話作家，世界文學童話創始人。他生於歐登塞城一個貧苦鞋匠家庭，早年在慈善學校讀過書，當過學徒工。受父親和民間口頭文學影響，他自幼酷愛文學。11歲時父親病逝，母親改嫁。為追求藝術，他14歲時隻身來到首都哥本哈根。經過8年奮鬥，終於在詩劇《阿爾芙索爾》的劇作中嶄露才華。因此，被皇家藝術劇院送進斯拉格爾塞文法學校和赫爾辛歐學校免費就讀。歷時5年。1828年，升入哥爾哈根大學。畢業後始終無工作，主要靠稿費維持生活。1838年獲得作家獎金——國家每年撥給他200元非公職津貼。
安徒生終生未成家室，1875年8月4日病逝於朋友——商人麥爾喬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