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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一個可以民主討論的問題，類似於著名的“民主的悖論”。比如一個班60個學生，提出一個議案：“剝奪錢最多的同學的錢，平均分給其他59位同學”。這種損害其他公民權利的議案，雖然明顯可以獲得透過，卻是我們應該避免出現的民主的悲劇。看看電視臺的記者採訪公交車站等車的乘客，我就好笑；即使所有沒車的人都同意“單雙號限行”，這樣的政策也是“民主的暴政”。
還有的人建議，如果立法機關決定將這一問題提交民主決策程式，我們仍然需要公平、公正的利益博弈平臺，仍然需要透過公共媒體討論、立法聽證會、民意調查等多種形式，來討論限行是否具有合理性、可行性。這裡，特別要注意在立法聽證會時，要能確保不同意見的階層都能有代表參與聽證，讓聽證有廣泛的民意基礎，並且聽證的結果能真正反映到立法之中，讓各方都能平等地表達利益訴求。而後，對於這一問題交由人大進行表決。
有的網民說，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進行了三十年，“依法治國”的治國方略提出也已經有十一年的時間，我們的市場經濟正在日趨完善。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歷史，是一部公民社會成長的歷史，也是社會利益主體日趨多元化的歷史，在利益多元化的背景下，利益的衝突甚至對立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在法治社會，有利益的衝突並不要緊，關鍵是要有公平、公正的利益博弈渠道來解決這一問題，其核心點就在程序正義。
一位律師發表自己的意見說，《北京市人民政府關於實施交通管理措施的通告》，從效力上屬於規章以下的規範性檔案； 不屬於法律和法規的層次，因此，以政府通告的形式對涉及公民財產權利進行限制使用事項做出規定； 實屬於立法上的越權。如果確有必要對機動車進行限行，應當透過正當程式進行立法，依據立法法的程式進行立法聽證會進行詳細的論證； 而不是以通告草率釋出立即實施。機動車財產權人為了公益的特別犧牲； 理應獲得相應的補償，停駛補償費也應當考慮在內。 “依法治國”早就成為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但是從10多年的的司法改革中，這一點沒有得到根本性的貫徹。一個國家真正成為一個法治國家，在立法司法上不僅注重實體正義，更要保證程序正義，任何有關侵犯私權的立法，絕不可拍拍腦袋就隨意出臺。
海南某大學一副教授撰文說，在立法上有一個原則，不能因為多數人同意，就剝奪另一部分人的基本權利。而限制車輛使用，從根本上講是限制財產權的問題，這正是一種基本人權。“就像公眾不能用投票的方法決定一個公民的生死，‘投票’的方法並不適用於討論基本人權的去留。根據《民法通則》的規定；完整的所有權包括佔有、使用、收益、處分這四項權能。北京市政府以“通告”的形式對私家車採取禁行之策；無疑直接傷害了私家車主的財產所有權———即財產使用權。且先不論私家車限行是否具有合理性；單從程式上看；如果允許政府在無法律依據的情況下對公民的合法財產進行禁用；那麼財產權事實上就不存在了。今天政府以緩解交通擁堵為名限制私家車行駛；明天政府也可以打著節能的旗號限制空調的運轉。
他說，目的正確並不等於手段正確。決策者不但應具備、更應尊重這一常識。2004年的憲法修正案正式明確規定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私家車作為公民合法的私有財產；其佔有、使用、收益、處分四種權能皆受憲法保護；在沒有明確法律依據的前提下；任何機關、任何團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