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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性轉變，向外部世界開放。我們當中許多人都明白，由於我國歷史情況十分複雜，在實施這種變化時要多加小心，權衡利弊，以免國家航船顛覆。不論這隻船是什麼船，但它畢竟是我們自己的船。既然我們大家都載著自己的歡樂和苦難乘著這艘船航行，總不能讓它遭到危險，即便是為了一個更美好的未來。讓它連同乘客一道沉向海底總是不行的。
公開性宣佈了，書刊檢查制度放鬆了，後來還完全取消了。&ldo;意見多元化&rdo;首先立即造成政治和意識形態出版物的大量出現。&ldo;大雜誌&rdo;的印數直線上升。例如，《新世界》的銷量竟達到150萬份。值得一提的是，在官方書報檢查制度已經完全放開的今天這個&ldo;民主&rdo;時代，該刊2005年的印量也不過8000份。
我還記得那些年政府如何像發了瘋似的想方設法為報紙雜誌擴大紙張供應。不得不大量提高從芬蘭等國進口紙張的數量。既然我們認為自由發表意見的路線對頭，那就應該竭盡全力，保證出版部門有紙張來印刷自己的東西，其中也包括印反政府的文章。現在根據我得到的訊息，這樣的問題是不存在了。如果你有錢，那就去買紙，就去印刷，如果沒有，那你就關門。
1986年中央的兩家刊物換了領導。他們的頭頭被換成了自由共產主義色彩的&ldo;60年代人&rdo;。在批評過去以及批評當時的&ldo;停滯不前的官僚&rdo;方面，以雅科夫列夫為首的《莫斯科新聞報》和以柯羅季奇為首的《星火雜誌》表現尤為突出。
我想起了把柯羅季奇任命為《星火雜誌》主編的那段往事。在這之前，他工作和生活在烏克蘭。討論候選人的時候，有些同志由於對柯羅季奇很瞭解，反對把他調到莫斯科來。但利加喬夫作了最後的決定。他以特有的固執一心一意要提拔這個人，認為他肯定能成為一個優秀的改革者。利加喬夫可以理解。我的家庭藏書中有一本未來《星火雜誌》主編的書‐‐《仇恨的面孔》，是講他的美國之行的，其中他鞭笞了美國的種族主義。後來，等到蘇維埃政權解體後，他又跑到美國去工作和生活了許多年（其實是躲到那邊去了）。可是，在他工作的那所學校，學生和老師又知不知道，這位教授過去是怎樣寫他們國家的呢？未必清楚！喏，利加喬夫和他的戰友們卻讀過這麼一部作品，而它無疑對總編的任命起了作用。這件事我也就是提一下，可以作為一個例證，說明我們的許多&ldo;知識分子&rdo;思想和良心變得有多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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