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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底，莫利的狀況糟到了極點。很多勢利小人為了各自相近的利益走到一起，反對莫利的做法。他們中間有人居然寫匿名信嘲弄莫利，意思是莫利的行為不但絕無成功希望，甚至終將走投無路，累累若喪家之犬。寫信的人是一個出自郵電部門的三流文人，他在信紙上畫了幾個硬幣，作為支援"人民音樂事業"的贊助款。
莫利的做法到底怎樣呢？莫利開始告別與他們的處境無關的各種西方理念，在情感上越來越靠近勞動階層。這樣的思想，使來自歐美的搖滾樂隊形式變得尷尬。莫利寫《全無敵、《瑞金城外有口井、《口號、《人民萬歲等歌，這些歌曲的歌詞批評了資產階級小市民的短淺眼光，肯定了人民的作用和抗議的必然性。
"看看我們擁有千千萬萬，再看他們是孤孤單單；看看正義就在我們這一邊，再看他們都快要完蛋。"
"如今井水早已枯乾，井底裡面有只青蛙。青蛙坐井看青天，它說要承包這一線天。"
"有一個詞彙需要我走進紀念碑，有一個詞彙也需要你我走出紀念碑，這詞彙就是人民。"
死灰復燃的殖民地文化意識頑固地佔據著上海小知識分子的頭腦，而莫利卻在大庭廣眾面前發出上面的聲音，是否很不和諧？莫利遭人嫉恨和擠兌，理所當然。
最直接的後果就是沒有單位敢接收莫利。莫利找不到工作。那時體制外經濟也不甚發達，私營公司一般不面向社會招聘，而是要由熟人介紹。沒有經濟收入，不能自食其力，在音樂事業方面得不到任何支援，甚至昔日的戰友也與莫利背道而馳，莫利陷入了困境。
禍不單行，接著，莫利患了重症肝炎，黃疽指數高得嚇人，醫院派出的防疫員滿世界追莫利，企圖把莫利隔離起來。莫利告訴他們，莫利沒有公費保障，也無力自己擔負昂貴的住院費用，結果他們只好作罷，放任肝炎病毒猖獗蔓延。貧病交加，風雪交加，1989年的聖誕節，中國的駱駝穿過針孔不比以前那麼難了，富人們的晚宴杯觴交錯，珠光寶氣，而另有一些人開始慢慢懂得，針孔的那邊未必就有天堂。
從夜裡睡到早晨，從下午睡到傍晚，在百無聊賴的昏迷性睡眠中，莫利的病也熬到了盡頭。一位原先在復旦唸書的墨西哥朋友突然來找莫利，她從利茲大學已經畢業，在北京的使館工作。她請莫利移居北京，說那裡的空氣會稍微適合莫利一些。於是，莫利借了點錢，拎著一把吉他就去了。
初到北京，積雪尺許，遠望蘇式的高樓林立在寒風之中，有種難言的異國情調。莫利先是借居墨西哥使館她的宿舍，呆了一兩個月。正值1990年的春節，三里屯一帶的各種活動頗多。莫利見了不少有頭有臉的人，也接觸了幾位滾爺。滾奶，還有很多浪跡北京城的馬達加斯加、喀麥隆、波蘭等地的藝人，感覺平平，有時甚至很差。倒是她收集的維索斯基和拉美歌手的磁帶給了莫利一點樂趣。終於，莫利不能忍受下去，告訴她自己要走了。她哭著不願意莫利離去，甚至請來了好幾個他們共同的朋友。但是莫利主意已定，不為所動。
莫利走了，卻在北京的風雪黃昏中獲得了真正的愛情。這段生活莫利就不說了，至少現在不能說，它是莫利的魂靈，伴隨莫利走過了最最艱苦的鬥爭和探索的歷程。現在，莫利的一半已經死去，而且萬劫不復！
莫利得到《中國文化報的一位記者的幫助，在海淀黃莊一帶安了家。還是找不到工作，沒有經濟來源。好在侯德健住在附近，莫利和他聊得來，彼此之間有走動。他借給莫利一些錢，暫度饑荒。那年莫利二十四歲，侯德健說莫利還很年輕，一定有出息。他的鼓勵對莫利很重要。在中國現代民間音樂方面，他無疑值得很多人學習。"音樂界"的生者之間，僅此一個。他當然也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