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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自然有孤獨的自信和清醒的寂寞。舉世譽之，不忘乎所以 ；舉世毀之，不垂頭喪氣。他們的內心，是一個世界，是一個與外部世界並存的獨立世界。內外兩個世界可以平等對話，但誰也別想粗暴地侵略誰。他們可以傲然地朝對方說：“請尊重我的主權。”
這樣的作家，才是我所心儀的真正作家。
當代中國，也確實需要或說應該誕生一批這樣的作家。
真正的作家，甚至大可不必藉助於所謂機遇。有時，所謂的機遇，可能恰恰是災難。試想，如果漢武帝劉徹垂青司馬遷並委以宰相重任，《史記》的命運又將如何？無疑，政界站起一個新貴的同時，文壇必然倒下一位大師。
文章憎命達。
歷史絕不會因為郭沫若的所謂的好機遇，就把他的位置排在蘇東坡和曹雪芹之前。問題的實質是你有沒有好東西？
有好東西的，你活埋不了，如沈從文。沒好東西的，你推不上去。烏鴉群中的評論家如何鼓譟，也無法把鴉王吹成鳳凰。
文學上最終說話的，是作品。
還是那句話：歷史會因一首有價值的小詩而記住一個名字，也會毫不猶豫地將寫了成噸垃圾的“作家”掃得不知去向。
因此，我很欣賞海明威。他永遠和死去的作家比。因為活著的許多終將真正地死去。他的目標總是一個個雖不在人世但在文學上永遠活著的作家。他也像托爾斯泰一樣，用質樸的筆寫出了那個時代的那群人如何活著。
中國的老百姓太需要真正的作家了。
我勸天公多抖擻幾次。
（3）
真正的歷史畫卷是生活，是平平常常的生活。是一滴滴生活之水，匯成了歷史潮流。作家應該描繪的，就是這些平常的、然而又是最真實的生活。作品的價值也就在於真實地記錄這段生活，真實地記錄一個歷史時期的老百姓如何活著。《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紅樓夢》等一些偉大作品就是這樣。它們之所以偉大，並不在於其博大得張牙舞爪和精深得莫名其妙，而恰恰在於其真實、質樸、甚至瑣屑。傳神地寫出了瑣屑，也就寫活了一個個生活畫面。正是這些活的瑣屑構成了作品的偉大。有時，我們看這些作品時，甚至看不到作者。看到的也不僅僅是引人入勝的故事，更多的是撲面而來的生活和呼之欲出的人物。
當代作品中，一些人為的張牙舞爪的表面的“偉大”恰恰損壞了作品本身。作家們把情緒化的語言和胡編亂造的情節生硬地塞進作品，從而破壞了其應有的樸素。遺憾的是，那些作家自己竟也產生了錯覺，以為自己真的很偉大，就像背對快要落山的太陽看到自己碩長無比的影子一樣。
真的偉大，應該是質樸。
走進佛殿，呲牙咧嘴的，可能是鬼、夜叉，至多是羅漢。而佛和菩薩，則永遠是安詳的。一個猴子，既使它有翻天覆地的神通，也不過是個難為眾仙心儀的“弼馬瘟”，哪怕它自封為“齊天大聖”也改變不了其本質。只有當它經過無數次的自我超越，消去火氣，降伏無明，證得智慧，從絢爛歸於平淡，從舞棒弄棒到安詳微笑的時候，它才可能成“鬥戰勝佛”。這也便是為什麼絕大多數的名著風格十分樸素的原因。
當然，我的《大漠祭》距我所希望達到的目標尚有距離，但我一直是朝這個方向努力的。在小說還沒動筆之前，“作者題記”就先從我心中湧出了：
“我不想當時髦作家，也不想編造離奇故事，我只想平平靜靜地告訴人們：我的西部農民父老就這樣活著。活得很艱辛，但他們就這樣活著。”
我想寫的，就是一家西部農民一年的生活，（一年何嘗又不是百年？）其構件不過就是馴兔鷹、捉野兔、吃山藥、喧謊兒、打狐子、勞作、偷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