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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密爾沃基以後，我還是編在犯罪反應分隊及特種武器攻擊小隊裡，不過大量時間是在州內各地奔波，訓練企業經理人員如何對付綁架和敲詐勒索，並且訓練銀行官員如何對付單人及團夥持槍搶劫，此類事件在地處鄉下的銀行尤為猖獗。
那些久經商場的商界人士在如何保障自身安全上無知得使人吃驚，他們聽任自己的日程安排、甚至度假計劃登載在當地報紙和公司的簡訊上。這很可能使他們成為綁匪和欺詐之徒攻擊的目標。我教他們及其秘書和下屬如何評估打進來的電話以及有關資訊披露的請求，如何確定打進來的欺詐電話是真是假。例如，公司經理們時常會接到電話，說他的妻子或小孩已被綁架，他必須將一定數目的贖金放置到某一地點。事實上，他的妻子或小孩是絕對安全的，在整個過程中毫無危險可言。但是那個想發不義之財的歹徒事先就清楚，不管出於什麼原因，他短時間內別想找到自己的家人，因此如果歹徒說得出一兩個似乎站得住腳的事實，就能讓這位驚恐的經理乖乖接受他的要求。
同樣，透過敦促銀行官員建立某些簡單的程式，我們就能使搶劫銀行的成功率降低。劫匪的慣用伎倆之一就是一大清早守候在銀行門外，等待分理處經理前來開門上班。歹徒會挾持這個經理，然後當其他毫無提防的僱員前來上班時，會被一一扣下。隨後，你便得知分理處裡面關押著滿滿一屋子人質，你接手的是一個大爛攤子。
我讓一些銀行建立了基本程式碼系統。當第一個人早上來上班，發現情況一切正常時，他或她要做一件事‐‐調整一下窗簾，移動一下盆景，開啟某盞燈之類的事情‐‐以此作為訊號向其他人表明情況正常。如果第二個人來上班時沒有見到這個訊號，他或她就不應該走進去，而要立刻報警。
同樣，我們還訓練出納人員‐‐因為他們是事關所在銀行安全的關鍵人物‐‐在恐怖局面下應怎樣見機行事，而不是英勇獻身。我們解釋瞭如何小心搬運當時被廣泛使用的易爆型錢袋。根據我對某些得逞的搶劫銀行犯所做的訪談結果，我指示出納人員在接下遞給他們的表示搶劫意圖的紙條時，要故意&ldo;神色緊張地&rdo;讓紙條落在裝有鐵柵窗的出納室的他們這一邊，而不要還給搶劫者，這樣就保留了一件有價值的罪證。
我從訪談中得知，搶劫犯都不喜歡貿然對銀行下手，因此要是你能記錄下進入銀行的陌生人，特別是那些提出過簡單或例行要求(例如要求將紙幣兌換成硬幣)的人，可能會對破案很有幫助。要是出納員能夠草草寫下此人的車牌號碼或者記下任何形式的身份證件，接下來發生的搶劫案常常就能被偵破。
我開始同調查殺人案的警探一起四處打探，也去走訪法醫辦公室。任何法醫病理學家，如同大多數優秀警探一樣，會告訴你在任何謀殺案調查工作中，最重要的證據便是受害者的屍體，而我想在這方面儘可能多地掌握一些情況。我相信我對此著迷的淵源可以部分追溯到我的年輕時代，我那時一心想當獸醫，想弄明白身體結構和功能與生命的關係。不過，儘管我很喜歡與殺人案偵破分隊和法醫工作室人員一道工作，我真正感興趣的卻是罪犯的心理層面：是什麼因素促使殺人犯作案?是什麼因素導致他在特定情形下進行謀殺?
我在匡蒂科受訓的幾個星期裡接觸了幾起較為離奇的謀殺案，其中最為離奇的一起幾乎就發生在我家的後院，其實相距大約還有140英里。不過那也夠近的。 &l;
50年代時，愛德華&iddot;蓋因曾經隱居在威斯康星州普蘭菲爾德的農村，當地人口僅有642人。他悄然無聲地開始了犯罪生涯，最初是幹盜墓的行當。他對屍體的面板特別有興趣，將它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