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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都有檔案，這個檔案是跟著人走的。馮爺沒去東北，也算他中學畢了業，檔案便轉到了街道。他呢，也成了沒有單位，沒有組織的無業青年。
那會兒，“無業青年”跟“無業遊民”差不多，名聲並不好聽。馮爺卻不管這一套，敢吃肉就不怕嘴油，別人愛叫什麼叫什麼，他照樣玩兒他的。
可是他忘了人生沒有避風港這句話。人離不開社會。離不開社會，就離不開人的眼睛。您忘了有這麼一句話：鄰居眼睛兩面鏡，街坊心頭一杆秤。可是這兩面鏡和一杆秤，在不同的時代卻有不同的照法和秤法。馮爺這兒我行我素了，殊不知他的行蹤已入了別人的法眼。
說這話是1975年的事兒。家住東城的程立偉來找馮爺，對他說他有一個親戚從美國來北京探親，想買兩幅老畫兒，但是到琉璃廠榮寶齋和文物商店轉了轉，覺得價錢太貴，而且走正規渠道，清康熙以前的畫兒也不讓出境，問馮爺有沒有老畫兒想出手，人家給的是美元，價兒不會太低。
馮爺當時看準了近代畫家的畫兒價錢很低，打算買一批，手頭正需要錢。他一聽這話便動了心。
程立偉比馮爺小五歲，所以管馮爺叫三哥。馮爺跟程立偉是當年在西單換紀念章的時候認識的，以後成了朋友，相互之間也常交換一些物件。那會兒程立偉已經開始玩郵票了，他對書畫是外行，知道這裡的水太深，沒敢往裡邁腿，但他認識的人多，路子比較野。
馮爺瞭解他，知道他的話裡往往摻著水。果不其然，跟他說的那位“親戚”見了面，馮爺細一問，哪兒是程立偉的親戚呀，是他拐了兩個彎兒認識的一個香港人。這位香港人，有四十多歲，個兒不高，方臉盤兒，大眼睛，戴著一副金邊眼鏡，顯得挺儒雅，他起了箇中不中洋不洋的名兒，叫皮特陳。
皮特陳的父親是香港有名兒的大收藏家。子承父業，他二十幾歲便跟著父親玩書畫兒，對中國的書畫不但懂，而且有點兒眼力。
皮特陳在香港報紙上看到大陸搞“文革”，古代的名人書畫被當成了“四舊”，毀了一大批，當然也會在民間流失一批，便跟他父親商量，要來大陸淘寶。他父親原本是老上海的古玩商，當然曉得時局動亂是玩家撿漏兒的大好時機，極力攛掇皮特陳到大陸走一遭。
但是在上世紀六十年代，香港還屬英國管轄，您去趟香港，跟出趟國一樣。自然，香港人到大陸來也得繞倆彎兒，簽證很難辦下來，當然“文革”初期，大陸的紅衛兵“造反有理”，各派組織文鬥，大字報滿天飛；武鬥，動了槍動了炮。皮特陳一看這陣式，膽兒小了，畢竟命比畫兒重要，一直等到“文革”後期，局勢稍稍平靜一些，他才找到機會，繞道東南亞，從新加坡來到北京。
不過，這時候，紅衛兵拿字畫兒當“四舊”燒的勁頭已然過去了。皮特陳沒來北京的時候，想象著在北京的大街面兒上，一低腦袋就能撿到書畫兒呢。到了以後，他才知道敢情這是幻想天上掉餡餅的事兒。人們雖然還在搞階級鬥爭，但已經意識到那些古代的名畫不是“四舊”，是好東西了。
他在北京的四九城轉了幾天，別說在大街上撿不到字畫兒，就是在文物商店也見不著什麼字畫。難道北京人知道我皮特陳來了，把字畫都藏起來嗎？他心裡繞不過這個彎兒來。
皮特陳在北京有一個遠房的舅舅，叫杜之舟。老爺子六十多歲了，是個集郵迷，從上世紀三十年代就開始玩郵票，藏票頗豐。北京人玩郵票很早就有幾個活動圈兒，所謂“圈兒”，就是一幫玩郵票的人湊到一塊，互相欣賞，相互交換。在玩郵票的“圈兒”裡，他認識了程立偉。杜之舟聽自己的外甥說，他大老遠的從香港來，在京城轉了溜夠 21 ，沒淘換到好畫兒，便找到程立偉，請他幫忙。於是程立偉想到了馮爺。
馮爺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