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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離異情緒加深。加之文革極左思潮對外交領域的衝擊，中國事實上已陷入了某種程度的困境，必須尋找契機予以擺脫。而美國收縮其亞太戰略的趨向，以及越美和談開始，美國停止轟炸越南北方的事實，則已從客觀上減輕了對中國南部的威脅。於是，毛澤東著手調整中國的對外戰略。這種動向，首先從他對越美和談態度的變化上反映出來。
此時與其他中國領導人不同的是，作為中國外交戰略最終決策者的毛澤東，卻似乎將他的抗美激情暫時沉寂下來，除了發出一封強調的重點實際在於反對蘇聯的賀電[17]外，一直沒有就越南的讓步傾向發表意見。這種狀況事實上從某個角度表明，毛澤東在對越美和談態度的把握上，已經融入了戰略考慮的因素。
11月14日，毛澤東在聽了周恩來關於與范文同會談情況的匯報後表示：一切由他們自己做主。接著，他又在11月17日會見范文同時明確提出：我贊成你們又打又談的方針。我們有那麼一些同志，就是怕你們上美國人的當。我看不會。這個談判不是同打仗一樣嗎?在打仗中間取得經驗得出規律嘛!有時是要上些當的，正如你們所說，美國人說話不算數。[18]
毛澤東的上述談話同他在1965至1967年時堅持不能降格以求、防止受欺騙的態度相比，發生了重大變化。此變化的要點不是在形式上贊成邊打邊談，[19]而是從內容上有所突破，其突出反映為兩個層次，其一，中國不要再過多幹涉越南方面與美國的談判。其二，越南可以做出讓步或妥協，上些當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這種轉變的意義在於，它向越南人明確表示北京已決定不插手越美和談問題，不再反對河內的讓步政策，中國對越美和談的立場有了更多的靈活性。如果中國方面發生這種變化的資訊能夠反饋到美國方面，則不啻於向其下一屆總統尼克森發出了訊號，使之看到藉助中國力量解決越南問題的希望。[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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