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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脫離報界以來，即不能舒暢自如地用我的筆表達我所欲之言。我只不過是一個記錄生罷了，最多也不過書記生罷了。
也許是再也不能自由地思想，痛快地直抒己見，陳布雷雖然為蔣介石寫了二十二年文章，卻不復感到是一件樂事，相反的，卻抱怨“為根本不懂文字的人寫文章真是世界上最大的苦事”同上。。他說過，自己的文章，全是嘔心瀝血之作。最使他難堪的是西安事變後那一次，蔣介石命他為自己編造一篇《西安半月記》。他坐在寫字桌前，半天寫不出一個字，內心隱隱發見了自己為人捉刀的可憐狀，不由羞惱並起，拿著狼毫在墨盒裡亂戳，一連戳壞了幾支，仍不解心頭煩躁。他在日記裡無限惆悵地寫道：
餘今日之言論思想，不能自作主張。軀殼和靈魂，已漸為他人一體。人生皆有本能，豈能甘於此哉！
在“道”與“勢”的激烈衝突之中，陳布雷的內心被撕裂了。那撕裂的苦痛煎熬著他，令他終日不得笑顏。這苦痛必須在心理層中得到消解，否則那折磨著他的神經衰弱症將更趨嚴重。他是如何消解這些苦痛的呢？
得深思的啟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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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一代豪傑傅大炮（1）
他相信精英的道德感召力，相信曾國藩的“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心之所向而已”，認為“中國雖至今日猶有三分廉恥，此則繫於二三人之努力”。他真的那麼自信？真的以為一二個人的道德勇氣可以改變風俗、整治吏風？當然，這也是一種豪傑氣，一種唐吉訶德大戰風車的悲壯精神。
談到有獨立人格的知識分子，人們通常想到的是魯迅、儲安平、陳寅恪等。他們似乎不是站在政府的對立面，就是與政治保持隔離的智慧。有沒有一種知識分子，既堅決地擁護政府、站在政府一邊，又守護其獨立立場，不失其批判意識呢？想來想去，在現代中國，這樣的知識分子，好像非傅斯年莫屬。
傅斯年是史學大家，也是最一流的學術組織家，海峽兩岸頂尖的學術機構，從中央研究院到北京大學、臺灣大學，能有今日之輝煌，都有他當年的一份功勞。除此之外，傅斯年還是一個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自由主義，當然是講自由的，但這一自由，按照哈耶克的意思，是法治下的自由。而自由的法治秩序，又不能依靠理性的設計或革命的暴力所能實現，只能靠社會的自然演化，在有序的變革中逐漸達成。因此，自由主義往往不願與政府作對，只要政府不是迂腐到了愚不可訓，自由主義者倒是常常好為“帝王師”，走上層路線，自上而下地推行改良。
傅斯年就是這樣的知識分子。他從大革命時代起，因為擔任廣州中山大學文學院長的緣故，與國民黨就有著很深的歷史淵源。南京政府成立以後，他的老師胡適由於與國民黨過不去，在上海提倡人權，受到政府的打壓，傅斯年倒是一門心思撲在籌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上。他知道，在中國，要搞學術，首先要有一個安定的環境。而中國的政治，若離開了國民黨，便等於沒有了政府。國民黨不是沒有問題，但還算差強人意，有政府總比沒有政府要好。由於他重要的社會地位，傅斯年到20世紀40年代被選為國民參政員和立法委員，與最高層有了更多的接觸，在常人看來，也屬於政治上騰達一類了。
不過，傅斯年的擁護政府，絕非沒有底線，如阿諛之徒一般。他是有原則的。這就是中國士大夫的“道尊於勢”的原則。本來，傅斯年在社會上並不出名，正是國民參政會的大舞臺，令他成為令人敬佩的公眾人物。所謂參政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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