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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遺囑這封家書，與當時他在《商報》期間寫的社論相印證，足可見其反帝反軍閥以及同情工農立場相當鮮明。信中所提到的李琯卿也在寧波辦《四明日報》，還是寧波國家主義派的領袖。陳佈雷在這一時期寫的言論直至9月萬縣慘案的反英，歡呼九江、漢口的收回租界，所持論點，基本上與中共提出來的民族民主革命主張相一致。
倒軍閥爭主權(2)
中國共產黨中央辦的《嚮導》週刊也曾經轉載《商報》的評論，並且加以評註。中國共產黨人肖楚女投函《商報》，讚揚&ldo;畏壘&rdo;的革命精神，希望&ldo;畏壘&rdo;能為無產階級革命貢獻力量。可是陳佈雷這位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因受封建士大夫思想的影響太深，堅持&ldo;聯合各階級之力量，打倒軍閥，爭回主權&rdo;，堅持&ldo;全民革命&rdo;實際上即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旗幟，拒絕了中國共產黨人的爭取。
陳佈雷自己的回憶也證實了這一點：&ldo;在整個五卅運動中，餘與公展每日注視事態發展，閒亦親至各團體訪訊息，交換意見。故能把握問題中心，而所有議論，均能在群眾中發生影響。&rdo;《商報》之盡責敢言，可佩！陳佈雷費心力最多，尤為可敬！陳佈雷又說：&ldo;自是年起，中國共產黨人，益注意《商報》，在《響導週刊》中常轉載《商報》社論，而評註之。且時有彼黨分子投函《商報》，對餘等極盡拉攏之能事。然餘與公展堅持中國必須以各階級聯合之力量，倒軍閥而爭回主權，全民革命之旗幟，終始鮮明。久之，彼黨亦悟餘等非可引誘者，乃放棄其企圖，而攻擊餘等為小資產階級意識甚濃之分子，謂餘等之言論，不能徹底。&rdo;可見共產黨是曾想爭取過陳佈雷，可是陳佈雷只是一個愛國的民主主義者，他是不贊成階級鬥爭的。天津《國聞周報》胡政之，聞聲相慕，函約先生每週撰時評一則，月致酬金50元，陳佈雷則答應了。
1926年（民國十五年）元旦，《商報》創刊五週年，發行紀念特刊。社長陳屺懷撰《五週年宣言》，陳佈雷撰《五年來之回顧與前瞻》一文。此時《商報》發行數達12000份，上海之讀者為多。然報社經濟拮据，欠薪常達3個月以上，時或紙張不繼，窮困異常，但社中上下，振奮團結，甘苦相共。某日，無紙印報，陳佈雷與營業部某君各出30元，機器房工頭某亦罄其餘囊20元，湊集紙款，臨時購買，次日仍照常出版。
湯節之於民九冬出資創辦《商報》，以資金久不集，無法出版。陳佈雷大哥陳屺懷與應季審聞而言於上海證券交易所趙家藝（趙林士）等，出資助成之。李徵五（鎮海人）任總經理，徐朗西為協理，李徵五由傅筱庵支援，接盤《商報》。維持到民國十五年（1926年），有陳器伯者回憶：&ldo;當時佈雷邀餘擔任浙省特約通訊員，此時往來函牘，積有尺許。其一紮中有云：&l;商報近如孤軍陷入重圍，矢盡援絕&r;。其旁並自加密圈，可以表現其奮鬥精神。&rdo;後由方椒伯任總經理，烏崖琴任協理，仍以傅筱庵為靠山。方椒伯為一普通持重商人，而傅筱庵為善於投機者。陳佈雷說：&ldo;方不解事，亦不常到館，烏更隔膜。更生不樂引去。潘公展亦漸不安。餘苦心調劑之，然終覺前途漸黯淡矣&rdo;。傅筱庵與孫傳芳有密切之關係，而陳佈雷與潘公展是反孫傳芳的。北伐軍克復武漢時，陳佈雷因病請假，《商報》以大字標題記載特詳，引起董事會中人之驚恐，謂本報何能開罪吳佩孚？傅筱庵不信，謂陳佈雷溫和慎重，所主方針必不謬，然彼在病中，潘等如何則不可知，乃派葉伯允至《商報》審查言論及新聞。潘公展怫然不悅。陳佈雷病中聞之，力言一切由其負責，即欲派人，須病癒面商。此時任何人入編輯部，必有害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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