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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君惠鑒：我鑑於自身體力精力腦力之衰弱，實覺已不能再對國家非常時期作絲毫之貢獻，偷生人世，已無意義，因此數年來所縈繞於心之&ldo;決絕&rdo;觀念，而復屢萌而不能自制，如此對國家不負責任，實為一種無上之罪歉，尤其對君三十年之眷愛，而我乃先君而自棄，竟蹈吟兄之覆轍，自私自了，我實負君，無容可求諒恕。但宛轉寸腸，早已思量不止千百遍，我如此下場之後，在君或反而減少牽慮之痛苦。我年將六十，譬如在武漢撤退時，在武昌、重慶轟炸時遭遇不幸，千萬望君退一步想，千萬勿為我而悲痛。我尚有若干知友，當能照顧我的家屬。人生至此，命也，尚何言哉！來日大難，君與令姊太覺孤寂淒涼，可將在國內之三兒召回一人留侍。後事如何，不忍預囑。我一生愛惜名譽，今乃以如此不仁不義不智而棄世，徒供世斥，有負平生。然事屬萬不得已，君當瞭解出此下策，無可奈何，我的靈魂永遠依繞君之左右，腸斷心枯，不忍再往下寫。我的軀體不值一錢，草草為我斥窀，即在南京薄埋之，千萬勿為我多費財力也。痛極痛極，惟祝大局好轉，國家長存，我雖死猶生矣。
陳佈雷信中所提到的&ldo;吟兄&rdo;，是他的連襟、同鄉，名何吟苢，物理學家，1939年1月19日在重慶陳佈雷的寓所自殺。何吟苢是因厭世，服安眠藥過量自殺的，到第二天早晨發覺，搶救無效。這事對陳佈雷精神打擊很大。誰知道8年後，陳佈雷自己竟然也走了連襟的老路。他擦乾了淚，留函給跟從他的副官，內雲：
蔣介石和他的侍從陶副官：汝半生隨我患難，我永遠不忘，今我身體衰弱，患嚴重之腦病而死，對我身後事，望汝多負責照料，待我殮殯之後，護送太太回滬，此後汝可自謀生活，以汝之能力，有諸長官扶助，當不愁無工作，而諸長官必能因我之面情，為汝安排工作也。汝見我信之後第一事，就是將五斗櫥右抽斗內之小皮夾收藏起來（其中有保險箱之鑰匙），又將我的圖章亦收藏起來，待太太來京時交之。
陳佈雷給陶副官留言託付之後，還不放心，又給自己在京、滬的幾個知友分別留函，託他們照顧自己的妻子。他先給前侍從處四、五組的組長陳方、陶希聖和蔣介石的前外文秘書李惟果寫信：
芷町、惟果、希聖三兄惠鑒：獲交兄等，情如手足，人生知己之感，何能一日忘懷。惟弟自今夏以來，神經陷於極度衰弱，累月不痊，又因憂慮絕深，釀成嚴重心疾，今竟不能自抑其民國三十二年及三十四年時之狂愚自棄的反常心理，而與兄等長別矣！一生辛苦，乃落得如此一文不值之下場，實不配為兄等之友朋。弟之此舉在公為不可諒恕之罪惡，但在私則有其無可奈何之苦衷。弟遭時艱虞，而生性孤僻如此，處境之進退無措至此，身心之疲弱無能復至此，其終於出此下策，兄等當能體諒。身後諸事，惟實不忍預想。拙荊今後孤苦可憐，惟望兄等推愛而有以照拂之。文白、嶽軍、辭修、果夫、立夫、厲生、蘭友、滄波、溯中、公展、國楨、乃建、憑遠、昌煥諸兄，對弟皆一向愛護有加，今不及一一留書為別，惟祈兄等為我轉致前後之敬意。我一生自問無愧做人之道，無負於友朋之期望，乃今得此嚴重之心疾，而陷入無可求諒之罪愆，命也如斯，尚復何言。兄等年力壯強，尚祈珍重健康。臨書依戀，不盡負罪。弟畏壘謹上
一束遺書見真情(2)
陳佈雷寫完這封信，覺得意猶未盡，又給《商報》三鼎足之一的老友、上海《申報》社長潘公展及從投稿《商報》而結識的上海《新聞報》社長程滄波兩人寫信，說：
潘公展
公展、滄波兩兄大鑒：弟以百無一用之書生而妄思自效於黨，自效於國，疏脫怠情，盜
竊寧靜之虛譽，十餘年來，誤國之罪，百身莫贖。而近三四月來，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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