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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床下新皮箱內，尚存有金圓券七百元，可以取用，此外只有存農行信用簿及存京大來之兩筆存款，為數不多。
&ldo;公以處事、誠以待人&rdo;
陳佈雷的秘書蔣君章在當時有一文回憶還是比較真切的，文說：
從佈雷先生遺書的日子來推敲，他決心絕命，是在11月11日。這一天上午中央政治委員會舉行臨時會議，時間拖得很長，我們等他回來吃飯。他回來的時候，臉色大變；他也以臉色如何為問。大概就在這個時候，他對生命有一個決定的措施。因為就在飯桌上，他和我們作了一次向所未有的談話，鄭重地談了一小時多，談話的內容，這裡因為篇幅不能詳述。他
在上樓的時候，吩咐我不要讓客人見他，他需要休息。我太重視&ldo;需要休息&rdo;這一句話了，因此，在兩天中，我沒有排闥直入過一次，而佈雷先生就得到這樣從容的機會，寫這麼多的遺書，而我一點也不知道，這是我追悔莫及的另一點。我個人對於佈雷先生的逝世，最感遺憾而悔恨莫及的，就是最後一次晚飯，我沒有和他共同進餐。最後一個晚上，我沒有同他聊天。那次晚餐，我因為臨時有應酬，所以特囑同事陳君留伴，據說情形已比平常不同，飯吃得特別快，萊僅吃靠近一碗，吃完匆匆上樓，這便是心中有事的表現。如果我和他共同進餐，我想我一定會注意這種情形，而預先予以防範或有免此悲劇之可能。佈雷先生自還都以後，睡眠的時間比較提早，如無特別事故，晚間11時至12時常可就寢，這是我們費了多少力量的結果。他的習慣，睡眠之前半小時服安眠藥二三粒，在這個時間，歡喜有人去聊天，我就在這個時間常常和他談些輕鬆的事件，約20分鐘後退出。在這個最後的一晚，我正在《中央日報》輪值，歸時稍晚，他寢室中已經燈光依稀，是已經下簾的樣子，所以我就沒有上樓，也許這個時候，他正在服藥。事後檢查，他所服之藥計一瓶又一瓶的三分之二，地板上掉下幾粒，推想他服藥時是相當的緊張。如果這時候我上去一下，也許可以發現什麼而預為防範，或有免此悲劇之可能。不過，先生的厭世，是抱有最大決心的。最後一天（12日）下午，芷町先生來談，達兩小時之久，慰勸備至，先生表示嘉納者再，絕未暴露任何破綻。他服了這樣多的藥，還恐怕我們發覺得早，要營救他，所以遺書給我們說千萬不可救他，救也斷斷不能回生，徒然增加他的痛苦，他決心結束他的生命。佈雷先生書生從政，素講道義，尚氣節，忠於國，忠於黨，忠於領袖，處處犧牲小我，成全大我，公以處事，誠以待人，躬行實踐，絲毫不苟，而且沒有一點官僚氣，只是一個溫厚儒雅的長者態度。相處愈久，愈加使人欽佩。尤其感動人的，是他的健康是這樣的壞，他的責任心是這樣的重，而領袖倚畀他又是這樣的切，他居常局處於一角小樓，夜以繼日地孜孜為公，除了萬不得已的時候，他絕對不會向領袖請假的。記得國防最高委員會決定改組的時候，他特別和我長談了一次，最感動而使我永遠不能忘懷的是這樣幾句：&ldo;你一定要再幫助我兩年，我60歲的時候，一定告老了，那時候你才離開我。&rdo;我當然欣然允諾。不料先生還沒有到60歲，他竟因為精神的出路毫無，而決然棄世。當他逝世的訊息傳出之後，領袖為之不歡，親自弔祭者至再至三，而同志好友失聲痛哭者，則不知凡幾。當他遺書發表以後，識與不識者，為之泣下數行者，又不知幾人，其感人之深，實不止我個人已也。
平易近人，但也有親有疏
陳佈雷對部下從來沒有架子，一向是平等待人的，這在國民黨陣營的達官貴人中是少有的，最為典型的要數他與隨身副官陶永標的關係了。
陶永標，山東人，從陳佈雷組建侍從室起，就任他的副官，經常跟隨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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