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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來說，開函誦讀，又有一種無比的親切之感。此外，中國的書牘又講究稱謂不訛、行款無誤、封緘有法、紙墨相宜，達到一種內容與形式的和諧與完美。因此可以說，書牘是具有文學、史學、文獻學、社會學、美學與藝術價值的綜合體。
書牘不僅有尺牘的別稱，千百年來還被譽為尺素、雁書、雁帛、雁音、魚雁、魚書、魚素、魚箋、鯉素、尺書、尺簡、尺翰、尺函、玉札、玉函、玉音、瑤函、瑤草、瑤章、瑤札、華翰、朵雲、雲箋、芝函、雲錦書、青泥書、飛奴，等等，至於對他人書札的敬稱，更是不勝列舉。
書牘的起源，以清代姚鼐的觀點，是周公的《告君》。書牘的最早形式，應該是春秋戰國時代國家之間和上層貴族往來的公書，後來在此基礎上，逐漸完成了公書的私人化和尺牘由貴族向平民的發展。明代被人們稱為尺牘的輝煌時期，在這一時期中，既有關注時政、針砭世事的淋漓之筆，又有論及學術、探究藝事、怡情山水、寄託情思的性靈之作，所涉獵的範疇極為廣博，兼及歷史、文學、哲學、思想、藝術等各個方面，如王世貞、屠隆、歸有光、李贄、袁宏道、陳繼儒、徐渭、湯顯祖等人，都可謂文風迥異的尺牘大家。像為人所熟悉的《玉茗堂尺牘》，就是湯顯祖的尺牘專集。清代秉承了明代的尺牘風格，有錢謙益、顧炎武、洪亮吉、吳錫麒、袁枚、李漁、俞樾這樣大家的作品。清代中葉以後，開啟了家書的興盛，例如最為今天讀者追捧的《板橋家書》和《曾國藩家書》等，這種家書中闡述的訓誡已遠遠超出家庭的範圍，而得到了社會的認同。
“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八年抗戰，大後方與淪陷區音信阻隔的艱難，一封能夠知悉骨肉親人生死存亡的家書，其價值又何止萬金？前時接到南京卞孝萱先生的書札，提及他在抗戰期間曾函請邵祖平教授為母親做壽賦詩，此函經一年時間輾轉萬里竟未失落，邵教授接到信時卞先生高堂的壽誕之期早已過了。於是回信中才有了“緘書秦蜀驚遙遠，萬里雲飛一鴻”的感嘆。其實抗戰期間這樣的事例很多。更遑論古代通訊不發達，即使在平時，雲山睽隔，借寸楮以報平安也不容易，一封書信可以上清末開辦郵政之前的信柬，信封左上角的“酒資例付”即是郵資已付的憑證紓父母之遠念，下慰兒女之孺慕，魚鴻尺素也就成了維繫人們思想情感交流的唯一介質。說到情，書信尺牘中最能夠表達各式各樣的情，諸如親情、愛情、友情、柔情、豪情、閒情，等等，於是尺牘書信也就成為這種情感宣洩的載體。尺牘書信也不僅僅作用於異地的音信互通，即使是近在咫尺，有時也能傳佈不便於交談中直接表達流露的感情和語言。
尺牘與文章的區別大致在於前者是寫給特定物件閱讀的，而後者是寫給大眾看的。舊式文人的書札互往，除去禮節之外，還有一種情調，或者說是一種文化底蘊形成的情致。尺牘雖隻言片語，也可見其心緒與憂患，人情冷暖也隱含其中。以詩詞代書的形式也是中國尺牘常見的體裁，例如廣為後人傳頌的李商隱《夜雨寄北》，顧貞觀《金縷曲》等，都是情真意切、極為感人的詩詞尺牘。明清以來還有大量的書札尺牘論及學術，直抒個人的學術觀點和見解，成為治學論藝文章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如明代董其昌關於書畫方面的論述，就多見於與友人的往來書信之中。清末繆荃孫的《藝風堂友朋書札》，收錄了當時著名學者一百五十七人的數百通論學書札；《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則容納了極為豐富的版本學資料。因此可以說，歷代尺牘的內容之中，絕對不止於音信傳遞、事務往還、道德訓誡等，我們可以從尺牘中瞭解世情實事、學術動態、掌故軼聞等諸多資訊，搜尋到前人生活最可靠最真實的軌跡。
溫馨的彩箋（4）
新文化運動以來，白話文體的尺牘別開生面，將這一溝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