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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ital cutting； FGC）。至少用這個詞，不會暗喻他們所幫助的那些婦女是殘缺不全的，否則對話起來，氣氛會變得太僵。更重要的是，領導地位要交給埃德娜這樣的非洲女性，因為她們發言的權威性與說服力遠大於外國人。
終止切除運動中最為成功的團體或許是“託斯坦”（Tostan）。這個西非團體採取極度尊重當地人的方式，將外陰切除置於社群發展的大型架構中。推行該方案的代表不是給婦女上課，硬生生地改變她們的觀念，而是鼓勵村民討論跟切除相關的人權與健康問題，然後讓她們自行選擇。事實證明，這個軟性推銷方案的效果遠大於強迫推銷。
“託斯坦”由莫莉·梅利欽（Molly Melching）成立，她來自美國伊利諾伊州丹維爾市（Danville），為人熱情。雖然長期待在非洲，但是她的外表和口音依然有地道的美國中西部人的味道。高中時上的法文課，讓她對任何跟法國有關的事物都心生嚮往。後來她到法國唸書，又在巴黎郊外一個貧民窟工作，那裡住的大多是北非人。
1974年她到塞內加爾參與一個學術交換計劃，約定交換時間只有半年，但是莫莉一直待到了現在。她很有語言天分，學習了塞內加爾當地的沃洛夫語（Wolof），又參與了和平工作團在塞內加爾的工作，還曾經用沃洛夫語主持過一個廣播節目。1982～1985年間，她住在當地一座村莊裡，利用美國國際開發總署給予的小筆資金，致力於教育及賦權的工作。
莫莉·梅利欽和其他婦女在塞內加爾的一個“託斯坦”專案上，她們都放棄了外陰切除。
（圖片由“託斯坦”提供）
“那座村莊裡，沒有一個人上過學，”莫莉回憶道，“那裡沒有學校。村民都非常聰明，只是從來沒上過學，而且資訊非常匱乏。”這段生活經驗，加上擔任救援計劃獨立評估者的那段工作經歷，讓莫莉對於大型救援計劃產生了懷疑。她過著跟塞內加爾人一樣的生活，也跟他們一樣，看到對外援助工作者開著旅行車到處跑時，會不以為意。她觀察到一些救援計劃把經費都花在了那些外派來的工作人員身上，而不瞭解他們是不是做了什麼。沒有當地人的支援，再善意的團體也只能白費工夫——他們前腳建好一家配給藥品的診所，後腳村民就會把診所病床分一分搬回家，而醫生則轉手把藥品拿到市場上賣了。“塞內加爾就像座墳墓，裡面埋著行不通的救援計劃，”她直言不諱地說。
莫莉評估過240個識字教學中心，發現大多效果不好。“一個有50名學生的識字班，上課時卻沒有人，”她說，“或是即便有人來，也都在打瞌睡。”同樣，她看到西方人大聲呼籲反抗外陰切除，試圖透過法律禁止該項習俗，卻沒有實際走訪鄉間，瞭解母親讓女兒接受切除的深層原因。
“法律是個便捷通道，改好了，大家就覺得不需要再做什麼了，”莫莉說，“但真正會帶來改變的是教育。”當在塞內加爾討論要立法禁止外陰切除時，一開始莫莉是反對的，她擔心這麼做會觸及族群政治，引發激烈反抗（這裡的大多數族群並不會切除外陰，因此少數切除外陰族群會覺得備受壓力）。現在，她對該項法律的態度則相當矛盾：雖然透過該條款的確引發了激烈反抗，但也警示了村民外陰切除對健康的嚴重影響。
莫莉在自己家裡親身體會到，在切除一事上女孩面臨的朋輩壓力是那麼強大，就演算法律禁止也沒有用。莫莉的丈夫是塞內加爾人，他們生了一個女兒柔依——有一天，柔依提出了令人震驚的要求。
“我要去做切除，”柔依跟母親說，“我保證不哭。”柔依所有的朋友都接受了外陰切除，她不想做個異類。莫莉並不是個縱容孩子的母親，她告訴女兒切除過程所帶來的風險，這讓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