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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厭其煩地收集資料，搜腸刮肚地編寫文章，鐵筆鋼板上費力刻寫，滿身油汙中精心印刷，這些繁瑣的事情我都很樂意去做，看到自己編印的《戰地》貼在校門口被人閱讀，看到鄧榮生在大街上將《戰地》分發給眾人，我心中便會油然升起一種成就感。油印小報《戰地》雖然很不起眼，卻是我們學校唯一的一份定期出版的報紙。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有外地訊息，有本省動態，有編者言論，《戰地》在校內還是有影響的。為了擴大《戰地》的影響，體現正規，我還堂而皇之地刻印了一枚公章，印文曰：南昌市工藝學校《戰地》編輯部。
隨著運動的逐步深入，省市委在“炮打”、“火燒”中處於癱瘓狀態，楊尚奎、方誌純、白棟材等領導人已被揪鬥，無法正常工作。正當權利發生真空，社會陷入無政府狀態時，1967年春天，中央指示人民解放軍要以“三支兩軍”的方式介入地方運動，省軍區開始接管地方權力。3月12日省軍區周子韜丟擲了一份報告，對造反派進行打壓，引起造反派強烈不滿。於是，造反派打著批判“帶槍的劉鄧路線”的旗號，把鬥爭的矛頭指向軍隊。軍隊不是吃素的而是帶槍的，赤手空拳的造反派與軍隊抗爭，促使*進入了殘酷甚至血腥階段。
6月29日，造反派“大聯籌”與保守派“聯絡總站”在蓮塘發生武鬥，南昌軍分割槽有人給保守派發了槍支彈藥，打死打傷了不少造反派人員。第二天，急紅了眼的造反派在南昌開始搶奪槍支彈藥，街頭上貼出不少因武鬥犧牲的“烈士”遺像和簡介，大都是不滿20歲的中學生。流血事件引起社會上人心惶惶，保守派害怕造反派狗急跳牆濫殺無辜，紛紛逃離南昌躲避。
我父親曾參加過工人赤衛隊，屬保守派中的普通一員，一直老老實實堅守工作崗位，此時也被社會上的傳聞所嚇倒，隨同事一起在羅家集鄉下躲避了幾天。
那年的夏天特別炎熱，住校的同學寥寥無幾。我們爬到人字形的屋頂上，將床板一頭架在屋脊的最高處，另一頭用木棍支撐著。這既成了我們納涼的床鋪，又是觀看南昌夜景的平臺。
夜幕降臨之後，我們坐在高高的屋頂上，四周籠罩著無邊的黑暗，空氣中充滿了燥人的暑氣與火藥味。不遠處的青少年宮裡，痛失戰友的“南紅司”紅衛兵們，正在用槍聲發洩他們的悲憤，子彈的火光映紅半個天空。說實話，我害怕這令人恐懼的槍聲，那麼多生命之花正是在這槍聲中凋謝的。他們真的是烈士嗎？他們真的是為了真理而獻身嗎？若干年之後還會有人記起他們嗎？運動發展到如此慘烈的程度是我始料不及的，“要文鬥，不要武鬥”應該是文化革命應當遵循的原則，如果發展到真槍實彈搞武鬥，那一定不正常。望著滿天繁星，我在心中告誡自己：堅決不接觸槍支，堅決不參與武鬥，堅決不參加任何有危險的活動。“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 這是中國文人的傳統美德，奔赴戰場衝鋒陷陣不應當是文人承擔的職責。
8月10日，中央作出了《關於處理江西問題的決定》，認為江西省軍區及部份軍分割槽的領導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嚴重錯誤，司令員吳瑞山等人應作檢查；決定緊急調動濟南軍區26軍政委程世清率6011部隊赴江西制止武鬥，進駐江西各地各重要單位，併成立以他為主要負責人的省革委籌備小組。
8月24日，6011部隊隨同造反派進駐撫州時，在溫家圳附近受到撫州軍分割槽部分軍人和基幹民兵的伏擊，雙方交火，死傷慘重，這次大規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