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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攝製組的確得了保定的大方便。保定地委書記曾親自陪導演去滿城山裡選景，選定了，全組人馬便一頭紮在縣政府招待所。縣委書記和縣長幾次三番來關照攝製組，招待所所長則用保定話告訴我：「我要讓同志們花最少的錢，吃最好的飯，燒洗澡水的鍋爐也升火了。」在保定街上，為了影片中一條「反標」出現的誤會，我把電話打到市長家裡，連市長也出面過問這種瑣事。後來攝製組的汽車沒了油，也會靠市委宣傳部派人打通關節，那車才又開起來，保定警察也出動了，汗流浹背維持拍攝現場秩序；至於保定城裡的百姓和保定山裡的百姓，則更是重義輕利，儘管時有小的摩擦和不快。
那麼，他們委實應該來保定作答謝。
那個晚上，我繼繼續續地看了電影。散場時只聽一位觀眾說，女主角生是讓苦日子給折騰傻了，放著那麼好的人不愛，這編電影的真是吃飽了撐的。
我繼續等待攝製組的答謝，電影畢竟還沒在頭輪影院正式上映。一旦上映之後再來答謝，不就成了那句俗話說的嘛：正月十五貼門神。
等待之中我又去另一家二輪影院看了一場我的電影。這一場人很滿，觀眾的反應之強烈卻是我始料不及的。我彷彿第一次看見了銀幕上的故事和銀幕上那些人，也第一次注意到，觀眾早已用他們的情緒和反應答謝了這電影。觀眾使我相信，一部電影無論有著怎樣的缺點和遺憾，只要它表現了人類的心靈能夠共同感受到的東西，即使你只講述了一條村路，這路也終將為觀眾接受。我認真地盯著銀幕，感謝攝影師把保定鮮為人知的魅力呈現給保定人———那山的渾樸，那水的嫵媚；感謝女主角的扮演者李羚用樸素、忘我的演技把自己活活變成了一個保定人，她溝通了這平凡的故事和觀眾的心。
好故事不一定是平凡的，但平凡裡的確有著好故事。應該相信觀念，應該相信時間，也應該相信作者不是吃飽了撐的。
我繼續等待攝製組的答謝，並盼保定的大影院千萬將正式上映推遲些。然而《保定市報》上關於這電影的廣告已全面展開。
面對這一片廣告，我想起四年前我的另一部電影《紅衣少女》在保定拍攝的情景。那一次保定人也給了《紅衣少女》極大的熱情。影片中需要一家點心店，稻香村食品店不僅輕而易舉就承擔了這種平白無故的麻煩，不僅停業兩天「獻」出店鋪，經理還慷慨地說：「我們不要場地費，還要請演員吃點心。」如今在這大講經濟效益的時代聽這類似乎神話的允諾，倒顯得荒唐了。現在我們不是常常聽說攝製組與某些部門因支付場地租金而爭執得一塌糊塗嗎？後來《紅衣少女》在全國上映之前，攝製組帶著複製從成都首先趕到保定答謝來了。那次答謝盛況空前，連「謝」了好幾場。保定人要求不高，保定人很高興。
然而我卻不在被「謝」之列。答謝者帶著複製走了，我才知道曾經有過答謝之舉。朋友們替我忿忿然，說：這叫什麼事，怎麼不給你一張票？起初我也忿忿然，轉而一想就又覺出這忿忿然的多餘了：謝我哪一點呢？雖然故事是我的，人物是我的，可我又不是稻香村食品店。
如今這部新電影已在保定放映過，我卻總願意做一種幻想，幻想《村路帶我回家》攝製組就像當年《紅衣少女》攝製組那樣，已經攜了複製答謝了保定，只是我未從攝製組得到一張電影票罷了。忘記了我有多好，只要不忘這座城市。
然而，各方面的跡象證明：他們沒來。每每看見保定報紙上重新排出的新片廣告，我心裡便生出一種對這城市的歉疚，一種不期而至的惆悵。
我不知答謝這個詞是否曾經出現在某種法定性極強的協議書合同書保證書裡，也許它本是一個靠情感維繫的字眼。靠了人與人之間畢竟存在的那麼一點良知與懇切，人們有時會想起答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