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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品文的問題。
性靈小品，是周作人最早倡導的。這一思路，來自於對晚明小品散文的發現。喜歡性靈之作，非遵命之作，並無何壞處，中國文人多有此種嗜好。但在亂世之中，談所謂閒適與淡雅，對受難的奴隸，就未必是好事。周作人提倡非功利的藝術之作，後人看之，亦無過錯，但這種&ldo;性靈&rdo;要&ldo;雅&rdo;起來，便要附帶兩個條件。一是有&ldo;閒&rdo;，二是有&ldo;錢&rdo;，倘無此，無論怎樣也瀟灑不起來的。魯迅與周作人在此點上的衝突，或許是此種因素造成的。
1926年，周作人在《〈陶庵夢憶〉序》中，便表明過自己喜歡&ldo;明清有些名士派的文章&rdo;。1930年在《〈近代散文抄〉序》中，他強調&ldo;小品文則在個人的文學之尖端，是言志的散文，它集合敘事說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裡，用了適宜的手法調理起來，所以是近代文學的一個潮頭&rdo;。同一年所寫的《〈草木蟲魚〉小引》則雲：&ldo;我們凡人所可以文字表現者只是某一種情意，固然不很粗淺但也不很深切的部分，換句話來說，實在是可有可無不關緊急的東西，表現出來聊以自寬慰消遣罷了。&rdo;30年代後，談&ldo;性靈&rdo;、&ldo;閒適&rdo;小品的文字更多，對&ldo;載道&rdo;以外的&ldo;言志&rdo;之作，大加讚賞。周作人提倡小品，一是出於讀書之愛好，二是出於對現實的反動。就前者而言，有益神養趣的一面;對後者來說，乃扭轉功利主義或虛偽文藝。這裡有周作人的苦衷，或說大的人生無奈也未可知。他是在看到了社會實在太黑暗，便選擇了這一條道路。所以左翼文人過度攻擊周作人，而忽略其文化隱喻的一面，實在是偏頗之舉。魯迅不是沒有看到這一點。但當他看到林語堂在《論語》、《人間世》發揮周作人的思想，大談性靈小品時，便看到了其自身於社會的一種負面價值。1933年，魯迅撰寫了《小品文的危機》對林語堂、周作人的思路，給予了不客氣的批評：
彷彿記得一兩月之前，曾在一種日報上見到記載著一個人的死去的文章，說他是收集&ldo;小擺設&rdo;的名人，臨末還有依稀的感喟，以為此人一死，&ldo;小擺設&rdo;的收集者在中國怕要絕跡了。
但可惜我那時不很留心，竟忘記了那日報和那收集家的名字。
現在的新的青年恐怕也大抵不知道什麼是&ldo;小擺設&rdo;了。但如果他出身舊家，先前曾有玩弄翰墨的人，則只要不很破落，未將覺得沒用的東西賣給舊貨擔，就也許還能在塵封的廢物之中，尋出一個小小的鏡屏，玲瓏剔透的石塊，竹根刻成的人像，古玉雕出的動物，鏽得發綠的銅鑄的三腳癩蝦蟆：這就是所謂&ldo;小擺設&rdo;。先前，它們陳列在書房裡的時候，是各有其雅號的，譬如那三腳癩蝦蟆，應該稱為&ldo;蟾蜍硯滴&rdo;之類，最末的收集家一定都知道，現在呢，可要和它的光榮一同消失了。
那些物品，自然決不是窮人的東西，但也不是達官富翁家的陳設，他們所要的，是珠玉紮成的盆景，五彩繪畫的磁瓶。那只是所謂士大夫的&ldo;清玩&rdo;。在外，至少必須有幾十畝膏腴的田地，在家，必須有幾間幽雅的書齋;就是流寓上海，也一定得生活較為安閒，在客棧裡有一間長包的房子，書桌一頂，煙榻一張，癮足心閒，摩挲賞鑒。然而這境地，現在卻已經被世界的險惡的潮流沖得七顛八倒，像狂濤中的小船似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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