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趕內心的困苦。魯迅其實知道，這樣何嘗不是一種良好的逃避?但他不能這樣。美麗的色澤也只是在那兒一閃便沉落了，他把更為複雜的、苦樂交織的情感，投射到寫作中，其激越悲愴之調，越發宏大起來。這個時候，他離周作人已走得很遠、很遠了。
周作人曾有一篇著名的文章《苦雨》，我認為那是他無奈世界的優雅的寫照。他後來形容自己的處境，一直愛用&ldo;苦&rdo;字。&ldo;苦雨齋&rdo;、&ldo;苦茶&rdo;、&ldo;苦住&rdo;等等。20年代的文章，我覺得確有苦澀的人生況味，其隱含的人生價值難題，也頗為豐富。但30年代以後，那苦味卻攙雜了太多的與世無爭的消沉，讀這時的文章，鮮活的生命質感，便越來越少了。
有時讀他趣味濃厚的書話，和好些近於掉書袋的文字，很被他的轉變所迷惑。其實，在那些趨古的文章中，還是可以讀出世間的炎涼的，只是把己身之苦隱得太深，世人難以明■罷了。1926年，他曾撰文《兩個鬼》，坦率地承認自己的身上兩種精神的衝突。&ldo;這兩個是什麼呢?其一是紳士鬼，其二是流氓鬼。據王學的朋友說人是有什麼良知的，教士說有靈魂，維持公理的學者們也說憑著良心，但我覺得似乎都沒有這些，有的只是那兩個鬼，在那裡指揮我的一切的言行。&rdo;[9]精神深處的不確切性，是他一直搖擺於入世與出世之間的根源。但最終還是&ldo;紳士鬼&rdo;在他那兒佔了上風。差不多也在那個時期，魯迅也講過自己身上的矛盾。在致許廣平的信中，魯迅說：&ldo;其實，我的意見原也一時不容易瞭然，因為其中本含有許多矛盾，教我自己說，或者是人道主義與個人主義這兩種思想的消長起伏罷。所以我忽而愛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時候，有時確為別人，有時卻為自己玩玩，有時則竟因為希望生命從速消磨，所以故意拼命的做。&rdo;[10]周氏兄弟的這種複雜的感覺，我以為是真實的，毫無自飾的因素。在周作人那裡，是因為感受到周圍的舊勢力太大，不好抗拒，於是走到己身那裡，以個體的自然之態，消受生命的樂趣。既然個人主義者在中國只是少數，那麼，註定的失敗已在他的預料之中。所以，最後便走向花草蟲魚，以古書與學術自省來苦度歲月。作為一個知識者，這未嘗不好，也是20世紀中國最缺少的文化心態與文化人格。但是在亂世與國難當頭的歲月，這種狀態，便難以被世人所認同。這一點，他是不同於魯迅的，魯迅後來的選擇，在個體與社會的關係上所達到的境界，確非周作人所能比。歷史的過程，有時也在證明著這一點。
當周作人把自我放逐到精神的孤島上的時候，他一直夢想在既不受外界束縛，又不為內在的慾望所驅使的飄然境界中達到人生至樂的境界。這裡，他既拒絕了宗教的神的誘惑，又迴避了儒家的入世精神。周作人一向崇尚西方自由主義的絕對自由觀念，但又竭力反對把這種自由建立在非理性的衝動的基礎上。他眷戀中國古代的人性論的思想，注重人性的自我修養和道德的自我完善，但這種自我完善不是&ldo;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rdo;傳統儒學的再現，而是不涉及他人利害關係的純粹自我的涅■。正是從這種孤立的自我出發，他深深地感悟到了自由主義精神只有界定到自我的本身以及與他人的非衝突性的基點上，才能達到&ldo;存人道以配天地，保天心以立人極&rdo;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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