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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民族之例，與他生物同，大野之鳥，有翼不能飛;冥海之魚，有目不能視;中落之民，有心思材力而不能用;習性相傳，流為種業，三者同然焉。中國受制於滿洲，既有二百六十餘年，其侷促伏處專制政治之下者，且二千百三十載矣。今得解脫，會成共和，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華夏之民，孰不歡欣?顧返瞻往跡，亦有不能不懼者。其積染者深，則更除也不易。中國政教，自昔皆以愚民為事，以刑戮懾俊士，以利祿招黠民，益以儒者邪說，助張其虐。二千年來，經此淘汰，庸愚者生，佞捷者榮，神明之胄，幾無孑遺。種業如斯，其何能臧，歷世憂患，有由來矣。
今者千載一時，會更始之際，予不知華土之民，其能洗心滌慮，以趣新生乎?抑仍將伈伈■■，以求祿位乎?於彼於此，孰為決之?予生於越，不能遠引以觀其變，今唯以越一隅之為徵。當察越之君子，何以自建?越之野人，何以自安?公僕之政，何所別於君侯?國士之行，何所異於臣妾?凡茲同異，靡不當詳，國人性格之良窳，智慮之蒙啟，可於是見之。如其善也，斯于越之光，亦夏族之福;若或不然，利慾之私，終為吾毒，則是因果相循，無可誅責。唯有撮灰散頂，詛先民之罪惡而已。仲尼《龜山操》曰：&ldo;吾慾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rdo;今瞻禹域，乃亦唯種業因陳，為之蔽耳。雖有斧柯，其能伐自然之律而夷之乎?吾為此懼。[3]
文章確是有些傷感，在革命年代，頭腦依然如此清醒，且又多宿命之感，這是唯有思想明晰又深諳歷史者才有的感覺。
辛亥前後，周氏兄弟一度沉浸於蒐集金石、整理國故的樂趣中。這是兄弟兩人很美好的一段生活。現在想起來，是迷人的。我常想，從域外歸來，兩人不約而同地喜歡上整理舊的典籍，其動因是什麼呢?如果不是現實的無奈，或許不會這樣潛心於以往吧?魯迅的勁頭十足，甚至還想結社刊印故土的文化典籍，他致許壽裳的信中曾說：&ldo;邇又擬立一社，集資刊越先正著述，次第流佈，已得同志數人，亦是蚊子負山之業，然此蚊不自量力之勇，亦尚可嘉。若得成立，當更以聞。&rdo;值得一提的是，他與弟弟輯錄的《會稽郡故書雜集》，是很重要的文獻。此書最早由魯迅動手來做，後由周作人扶助，雖幾經周折，但終於完成，在整理古文化遺產上，兩人的努力與汗水，確是令人感動的。《會稽郡故書雜集》是一部史料書，內中搜集了會稽地區先賢著作8種，人物傳記與文化沿革充雜其間，有很高的史料價值。此書的蒐集工作，始於魯迅十幾歲的時候，後因外出求學而中斷。回到紹興後，魯迅思古之情又起，遂萌了續做的念頭。在校勘整理《會稽郡故書雜集》的同時，他還整理了《古小說鉤沉》。這也是件極艱苦的勞作，其量之大，校勘處之多，都是難以想見的。《古小說鉤沉》編撰也始於魯迅的少年時代，那麼小，便留意於史料的打撈，可見其旨趣之不凡。中國古人是看不上小說的，那均是街談巷議之事，難登大雅。而魯迅很小即醉心於小說之類，後來於此處大建奇功，早年的薰陶起了作用。他在日本與弟弟鍾情於小說，也是情有緣由的。魯迅對《古小說鉤沉》十分看重，周作人回國後，便受兄之託，幫助抄寫。他後來說：&ldo;辛亥革命起事的前後幾個月，我在家閒住，所做的事大約只是每月抄書，便是幫同魯迅翻看古書類書，抄錄《古小說鉤沉》和《會稽郡故書雜集》的材料，還有整本的如劉義慶的《幽明錄》之類。&rdo;[4]抄書是很苦的勞作。先是精選，幾乎等於大海撈針。主要從《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初學記》、《藝文聚類》、《玉燭寶典》、《雕玉集》、《太平廣記》、《事類賦》等輯出。周作人對古代典籍的興趣，受魯迅的影響是自然的，在幫助魯迅抄書的同時，也涉獵了其他的古董，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