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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灝和衛廷璞以及給事中吳煒和楊二酉為代表的某些官僚提出的。乾隆七年他們終於促使中央政fǔ做出決定；要減少儲備定額；採取孫灝所謂“實在可行之數”。6必須清楚；較有智慧的倉儲制度抨擊者不把目光僅僅放在一種過於簡單的量化推論上；即官倉裡穀物儲備的增加意味著市場供應量的減少；繼而導致穀物的昂貴。事實上；必須有人保藏剩餘農產品並進行重新分配。但反對倉儲制度的jī進者建議；這個任務最好留給商人來完成。
乾隆十二年十月；監察御史歐堪善奏稱；官方倉儲購買行為和米價昂貴之間或許真的存在聯絡。
他在奏摺的序文中；就物價上漲情況對其它三種可能的解釋提出了反對理由。乾隆帝的捉刀人似乎借用了這個序文建構起諭旨的諭列舉了五種可能的解釋；並一一提出回答。
但是；正如岸本美緒教授和其他學者已經注意到的；上諭暗指第五種解釋最值得注意；即物價騰貴是常平倉的過量儲備造成的（以下所稱“倉儲說”或“倉儲假設皇帝的臣子大部分嗅出這一暗示年間；地方督撫至少上呈了二十七封奏摺來討論米貴的原因。儘管督撫們還提出了許多其他的解釋；但總的來說；多數認為有兩個因素在起主要作用；即人口增長和倉儲制度問題。表面看來；對兩種解釋的支援差不多；不過實際上；不但至少有十份奏摺視人口增長為基本原因；而且對兩種解釋的看法根本不一樣。人口的增長總被認為是“天”造成的；或是本朝善政的表現；因而沒人建議應該採取措施試圖控制它；提議的對策多半屬於筆者曾經說過的“守勢擴大”；即以提高糧食產量來適應人口增長。與此正相反；常平倉制度被描述成一個可以對之有所作為的因素；如同對土地或糧食的“糜費”一樣；都是由於人們缺乏智慧所致。
正是由於政fǔ的錯誤才使米貴問題加劇；所以政fǔ理應改弦更張。
其實；如果仔細地閱讀這一組奏摺；就會現既不應把各省大吏視作一群惟命是從的奴才；也不能以為他們一致達成了共識；認為48oo萬石的倉儲定額顯得過於野心勃勃而應予以減少。與此相反；這些奏摺顯示了最成熟的思想；這種思想頗具原創和獨立的思維能力。就像我們所能預料的一樣；反對倉儲說的觀點來自北部和西南各省；這些地方由於缺乏通航水道或受山地阻礙；商業化程度較低。山西巡撫凖泰甚至呈上了兩封觀點各異的奏摺；其中一封支援倉儲假設；認為它適合於水路jia通普遍的“東南”各省；另一封則提出反對意見；認為倉儲假設不應作為山西省的指導方針。更令人驚奇的是；來自東南部的三篇呈文對倉儲假設的響應比較冷淡；甚或隱晦地為官倉辯護。還有十四篇明確地支援倉儲說的奏摺；其中一部分觀點強硬；另一部分則比較溫和。以下；筆者將介紹一些代表以上三種意見的最為有趣的奏摺。
在不承認倉儲假設的巡撫當中；一些人就近期生的價格行為表了與“東南”各省存在的憂慮之情完全不同的看法。甘肅、山西兩省巡撫否認；對於他們本省而言；存在著需要解釋的糧價膨脹趨勢。與雍正“軍興”時極高的糧價水平相比；甘肅的糧價情況要好得多；而肆行山西的駭人高價在當地並不異常。
相反；稻米出口省份廣西的糧價幾乎抬升一倍；而其巡撫鄂昌卻認為糧價的昂貴不過是粵東、粵西兩省之間互利貿易的必然結果。事後看來；欠達的廣西大概還沒有跨越足以使家長主義官僚們認為米價高升弊大於利那一種經濟檻；鄂昌的態度也許不足為奇。然而；他似乎不僅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