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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瞭解之後，我在若澤·薩拉馬戈當時在里斯本的寓所拜訪了這位作家。
他給我的第一印象是，雖然不乏文學家的幽默，但比較內向，不像亞馬多等巴西作家們那樣熱情奔放。談到他的文學創作，他問我已經看過哪些書，我說剛剛讀完他的《修道院紀事》，非常喜歡。他問我是不是準備翻譯，我說想翻譯，但現在不動手，因為我不想把他這麼好的一本小說“糟蹋”了。為了讓我以後翻譯起來方便，他又送了我一本《修道院紀事》的英譯本，英譯本的書名改成了《布里蒙達和巴爾塔薩爾》。
回到北京以後，我又把《修道院紀事》看了兩遍，由於上邊說到的顧慮還是沒有動手。1994年，澳門文化司署和花山文藝出版社出版的《葡萄牙作家叢書》中第一本、埃薩·德·蓋羅斯的小說《巴濟里奧表兄》問世，在澳門盧廉若花園舉行首發式。我作為該書的譯者在首發式上講話之後，中文和葡文傳媒的記者們提出了一連串的問題。其中一個葡文記者問：“請問範維信教授，你準備翻譯的下一本書是什麼？”我不假思考，脫口而出：“若澤·薩拉馬戈的《修道院紀事》！”
我發現聽眾席上一陣騷動，我說：“我知道你們為什麼議論紛紛，知道《修道院紀事》是一塊‘難啃的骨頭’。但是，君子一言，駟馬難追，既然說出口，就要盡其所能，把漢字變成原汁原味的《修道院紀事》奉獻給讀者，決不‘糟蹋’了這本我喜愛的好書！”
譯書難，同行們都深有體會，在翻譯《修道院紀事》的整整一年的時間裡，頭上又增添了幾許白髮。1997年，若澤·薩拉馬戈專程來北京參加該書的首發式，問我翻譯的感受，我說，有時候遇到難譯之處，我像籠子裡的老虎一樣獨自在書房裡轉了一圈又一圈，嘴裡嘟嘟囔囔地抱怨你這個作家給譯者製造了這麼多難解之謎，讓譯者絞盡腦汁。聽到這裡，他幾乎笑出聲，說“兩種文化和文字差別太大了”。
確實，翻譯《修道院紀事》的過程中最大困難就在於文化和文字上的差異。首先，我對宗教一知半解，有時為了一個神的名稱查很多資料仍然一無所獲，只得請教外國朋友，再求教中國專家。如果作者用一個宗教典故“幽默”一下，那麼要先弄懂典故，然後再設法用中文確切地表達出來，既在不加“註釋”（我認為，加註釋是很令讀者生厭的）的情況下讓中國讀者看明白，又不失去原文的幽默感。另外就是他的風格。莫說從葡萄牙文變成我們的方塊字，而且要“信、達、雅”，就連同樣使用葡萄牙文的巴西文學評論家卡洛斯·格拉耶魯也說：“瞭解若澤·薩拉馬戈的作品並非易事。他的小說節奏緩慢，句子很長，一個自然段有時長達幾頁，在敘述中的對話不用引號，僅用逗號隔開。”但是，這位評論家又說，“一旦克服了這些障礙，適應了作者的風格，讀過之後會頓覺豁然開朗，得到極大報償。”對於這最後一點，我作為譯者也深有同感。
我常說，翻譯，尤其是文學翻譯，是個殘酷的職業，永遠不得停歇。但是，當你克服了重重困難，把你認為滿意的譯作呈獻給讀者的時候，那種“得到極大報償”的心情是難以言傳的。
若澤·薩拉馬戈獲諾貝爾文學獎之後，很多朋友當面或打電話詢問我對這位作家的印象。我覺得，他一直在以豐富的想象力、獨特的風格和深沉得近乎冷酷的目光觀察、分析和表現這個世界和世界上的人們。
但願老作家有更多的作品問世，但願他更多的作品能有中文譯本，早與中國讀者見面。
範維信
1998年11月於北京永樂小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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