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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這是朋友的故事。一個朋友告訴我，我們一個共同朋友的事情。他跟他的美國男朋友住在一起，在華盛頓市，他的父親是個將軍，他有三個姐妹。他媽媽天天要給他介紹女朋友，奇怪他怎麼過了三十歲還不結婚。他就一直瞞著，姐妹也都替他瞞著說“哥哥花”或者“弟弟花”，“女朋友太多不想定下來”。他父母到美國去住在他家，他就說那個男朋友是房東，家裡掛的和男朋友的照片都換下來，就像電影裡那樣。有一陣子他們幫一個女孩子辦綠卡，後來辦成沒有不曉得，反正有這麼一回事。後來我就想，這有意思呀，可以寫成一個劇本。本來這些不夠一個電影故事，有一天洗澡，突然有靈感，一想，如果結了婚，後半段不就出來了嗎？大概花了兩個月的時間把劇本寫出來，寫好以後放了5年都沒有拍。那個時候中文影片在美國拿不到錢，在臺灣，同性戀題材也拿不到錢。我寫的《推手》在臺灣參加劇本獎徵選，就把《喜宴》一併送去了。《推手》拍完，他們就說，繼續拍那個劇本吧，蠻有意思的。那個時候，臺灣人的觀念裡已經對同性戀比較開放了。
《星》：你想透過這個故事告訴觀眾什麼呢？
李：嚴格講這不是一部講同性戀的電影，如果是那樣的話也不會有那麼高的票房。一般觀眾都把它當成一個家庭劇來看。家裡有這樣一個問題，這些人將如何度過去，同時也檢驗一下我們中國的傳統倫理，主人公在這當中有一個何去何從的問題。你看到，故事裡的起因是假的，從頭到尾都是假的，可所有的人付出的感情都是真的。這跟我以前真假虛實、價值倒轉的經驗可能有關係──我們翻過來看，在同性戀的世界裡，我們認為的正常都是不正常的。所以我覺得，這是個反轉的情境，可以利用戲劇衝突的手段去探討人的問題，探討人性；從社會劇看是一個諷刺，從人性來講的話，我自己覺得還是蠻感人的。當然我不是同性戀，可是我會有別的問題。每個人每個家庭都有各種各樣的問題。當然，這個題材的戲劇效果和戲劇情境也很好。總之，你會覺得這是個可以work的東西。
《星》：我覺得你的影片是靠挖掘人性中非常普遍的東西來取勝的，而且我感覺儘管你的電影都很成功，但裡面並沒有浮躁的東西，而這些浮躁恰恰在一些中國電影裡很常見到。於是我想問問你，你在拍電影的時候最不能放棄的東西是什麼？或者說你最想表達的核心的東西是什麼？
李：我想，不管怎麼樣變……一樣東西久了，不換藥，湯總要換一下，如果說有一些到現在還沒有變，或者說將來可能也不會變的話，我想可能就是人際關係吧。人際關係中的宗旨對照。在人際關係的這個範疇裡，所謂的宗旨是你需要自由，需要逃出來，這就是一個約束力，規矩，倫理。人不能孤獨地活著，總要和別人有關係，這就是人際關係。小到家庭、夫妻、朋友、大到國家、戰爭，人跟人都有關係，這是我有興趣的，可是人套在一個關係裡，你又覺得不自由，像呼吸一樣，吸一口呼一口，呼一口吸一口。到上部片子為止，都是這樣的細節，社會發生了變化，人產生了不適應，他做出了反映，說明白了就是變化的時代裡不變化的人的東西。大概就是這些，我一直感覺有興趣，我想關心，就像一般人一樣，對自己有關的事情，他會投入，也容易產生共鳴。所以我說。如果有什麼還沒有變的話，大概就是這些。其它的，我想花樣儘量翻新了，不破不立嘛！
李安 人人心中都有一個斷背山（4）
《星》：說到《理智與情感》我同樣很好奇，我想知道在二十世紀末，你為什麼會對十八世紀初英國女作家奧斯丁的作品感興趣？
李：理性與感性，你不管怎麼編，不出這兩個東西，我就是對這種最根本的東西很有興趣。其實《理智與情感》是唯一一個不是由我發展出來的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