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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時期百家爭鳴，儒家、法家、農家、墨家，很多家。有一部分學者認為，武俠是不是來自於儒家？也有這樣看的，因為儒家有一種精神，叫做“知其不可而為之”，比如，在孔夫子身上就有這種精神，“知其不可而為之”，知道這個事情不一定能夠成功，但是因為它是正義的，我就要做它，即使不成功，我也要做到底，這是一種英雄主義精神。應該說，在儒家的思想裡面，也有一定的這種俠的精神的反映。但是，比較之下，墨家似乎更具有這種精神。墨子他提倡一種精神，叫做“兼愛”，用我們今天的思想去理解，他的主要意思是說，犧牲一點個人的利益，去為他人謀福利。
所以說，墨家似乎比儒家更具有犧牲精神，儒家還講一點中庸之道，而墨子所提倡的犧牲自己，為天下蒼生謀福利的精神，似乎是比較早的俠義精神的體現。至於說，很具體地論述“俠”這個概念的，也有一些著作。其中，比較著名的有韓非子。
韓非子他是一個知識分子，但同時是一個官僚，他是站在統治者的立場上，為君王出謀劃策，他反對俠。韓非子有一篇文章叫《五蠹》，裡面有一段話，表達了對“俠”的否定，對“俠”的概念的這種否定。他有一句很著名的話，叫做“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這是一句對仗的話，把儒……知識分子，和俠進行對比，這兩個呢，一個是以文亂法，一個是以武犯禁。在韓非子看來，儒和俠都不是什麼好東西，都是壞東西。也就是說，在統治者的眼裡，知識分子和俠一樣，都是討厭的東西，都屬於擾亂社會秩序，不讓統治者好好睡覺的人，統治者把國家搞得安定團結的，偏偏有一種人叫知識分子，還有一種人叫俠，整天出來搗亂。知識分子成天提意見，說這兒不好，那兒不好，這堵車，那兒不公正，知識分子成天提意見；而俠他不提意見，他直接搗亂，他直接越過“警察”，自己去維持“交通秩序”，所以這些傢伙，在韓非子看來，都屬於社會的蠹蟲，應該大力鎮壓。我們看韓非子這個立場，他是很簡單地站在統治者的立場上，來論述俠和儒的。他的這些觀點，我們今天當然不能夠認同。
武俠小說中的俠義（2）
不過，他從反面，也指出了俠的一個功能，他的立場，雖然我們不能贊同，但是他把儒和俠最早聯絡起來這個思想，我們可以說，它是很深刻的。從韓非子的話中，給我們一個啟示，俠的社會功能，和文人是很接近的，他們都是為社會鳴不平的。那麼俠和知識分子的功能，主要是持批評態度，從批評的角度，一樣來推動社會前進。所以一般看來，我們覺得，文人和武人似乎是兩端的，離得很遠哪。古代上朝的時候，文東武西，兩班站立，好像是兩端，其實不然，恰恰文人和俠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北京大學的陳平原教授，他有一本書，是研究武俠小說的，名字就叫做《千古文人俠客夢》，這個名字很好，《千古文人俠客夢》，恰恰是文人，最喜歡做俠客夢。俠客，我們今天在現實生活中很少見到，我們主要是從小說中見到的，而小說都是文人寫的，俠客形象都是文人塑造出來的，所以俠和文聯絡得是非常緊的。如果我們說到武俠小說中，俠義精神的起源，最早在司馬遷的《史記》中有一些篇章，被認為是武俠文學的最早的源頭。那還不是正式的武俠小說，但是是武俠文學的一個源頭。那麼司馬遷在他的《史記》中是怎麼論述“俠”的呢？在《史記》中有兩個“列傳”，一個叫《刺客列傳》，一個叫《遊俠列傳》。司馬遷他的原話說：“今遊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司馬遷這段論述，是對武俠精神很好地概括。但是我們注意一點，司馬遷這裡沒有提到武，也就是說，在司馬遷看來，俠是可以沒有武的。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