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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o;誹之可否，不以眾寡，說在可非。&rdo; 否定或肯定一個命題，並不以人主觀贊同或否定意見的多少而決定，這是墨子關於理論判別真偽的一個觀點。說在可非，即理由在於，一個命題的否定或肯定，就在於它本身是真還是偽，即命題是否和實際狀況相符合。如果命題是真的，雖然否定的意見佔多數，但也不能否定它;如果命題是假的，雖然否定的人很少，但也不能肯定。也就是說，墨子是以命題是否反映客觀存在的事物或因果聯絡為其真偽的根據，以此判定它的可非與否。
&ldo;一少於二，而多於五，說在建位。&rdo; 數字一可以是少於二，也可多於五，之所以產生這種情況，就是看數字一是在個位，還是在十位。如果數字一在個位，則&ldo;五，有一焉&rdo;，亦即一少於二;如果數字一在十位，則&ldo;一，有五焉;十，二焉。&rdo; 亦即一多於五，十位數上的一就含有兩個五。數字一所在不同的數位，就是數字一表示所含數目大小的原因所在。
墨子明其故的認識活動和察其類的認識密切相關，並以後者為基礎。墨子在《非攻下》篇中批評論敵，&ldo;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rdo;。墨子認為，論敵首先是沒有區分概念的類別，這樣在論辯中混淆了墨子有關概念的界定，歪曲了墨子論說的原意。其次，論敵不知道，墨子所說的類的差別存在的本質原因，所以往往以是代非，而自以為能飾其說以非墨子。下面具體分析一下。
《墨子。非攻下》篇說：&ldo;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以非子墨子曰：&rdo;子以攻伐為不義，非利物與?昔者楚熊麗始討此睢山之間，越王繄虧，出自有速，始邦于越。唐叔與尚邦齊晉。此皆地方數百里，今以並國之故，四分天下而有之。是何故也?&l;&ldo;這裡，墨子認為，論敵以非為是，認為楚、越、齊、晉能成為大國，正是因為四國攻伐兼併別國的緣故，所以說攻伐有利，不屬不義之類。但是，墨子認為古者天子分封諸侯，立國萬有餘，正是為了使萬國能實行兼相愛，從而達到天下兼愛的理想境界。現在萬國有餘皆滅，而四國獨立，這是破壞了兼相愛的原則，是屬不義之害，而不是屬義之利。
攻伐並國之舉猶如藥之醫萬人有餘，但治癒者只有千人，不可謂良醫良藥，所以是以利少數人而害天下之利，當屬不義之類。這裡不討論墨子歷史觀的正確與否，只談其中所體現的邏輯問題。墨子認為，論敵將攻國並國的成功與利物同舉，然後從利物來說明攻國並國不屬不義，這種推斷犯了類混亂的錯誤。因為並國只利四國，不利萬國，雖有利物之處，但同墨子所說的應利萬國之義迥然不同，不可並舉。正如一個醫治萬人而只治好千人的醫生不能歸為好醫生，只能屬於殺人庸醫之類一樣。其次，墨子認為，論敵之所以犯了這種類混亂錯誤的根本原因，就是沒有認識到因並國之故而滅天下之利的行為，是和興天下之利的義的本質規定根本對立的。
墨子在論辯或論證的過程中將明故作為論證是否有理，認識是否正確的一個判據，&ldo;仁人以其取捨是非之理相告，無故從有故也，弗知從有知也。&rdo; 由此可見，墨子重視因果觀念，認為它反映了外部世界的規律性聯絡。
墨子不僅分析了因果聯絡客觀存在的普遍性，而且進一步提出了關於因果聯絡多樣性的認識。墨子認為因果聯絡的多樣性是客觀存在的，因果聯絡的多樣性是以具體條件為轉移的。
墨子在《墨經》中提出了&ldo;大故&rdo;和&ldo;小故&rdo;的概念，即區別了因果聯絡的必要條件和充分必要條件。&ldo;小故，有之不必然，無之必不然。……大故，有之必然，無之必無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