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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rdo; 的利，更多的是和個人之利相聯絡。孔子是用社會之義務來排斥個人之利益。孔子&ldo;罕言利&rdo;，他認為義就是排除利害關係的社會義務，道德的至善就是道德原則的自身，所謂&ldo;仁者安仁&rdo;，&ldo;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義之與比。&rdo; 也就是說，孔子的義不僅排斥利，而且也不以任何事物為目的，義本身就是目的，就是最高的善。針對孔子的這種觀點，墨子系統闡發了關於義利的認識。首先，墨子肯定了個人之利存在的合理性，然後說明個人之利只有在天下共利中才會實現。墨子的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主張就是為了富民安國這一具體目的。只有民富國安，每個人的個人利益和慾望才有其實現的可能。墨子強調互利，這種互利墨子認為就是義。墨子貴義，是以&ldo;天下之利&rdo;為目的，墨子的義具有明顯的功利目的，但這種功利目的不只侷限於個人之小利，而是要求兼相愛交相利的大利。在墨子看來，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就是最高的善。所以，墨子&ldo;摩項放踵利天下，為之&rdo;。
(二)自然人性論是墨子功利觀的出發點
生存和繁衍是人的一種本能的自然屬性，然而作為一種社會群體的存在，這種自然屬性又不能不受到社會各種關係、條件的限制。在春秋戰國之際的思想解放的時代，人的自然屬性開始被社會理性地認識到，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對人的自然屬性的反思是人思想解放的一種標誌。正是對人的自然屬性的醒悟和思考，個人的獨立和人的平等的意識才會興起和發展。這點對身處社會下層的庶民階級來說尤為如此。
墨子作為小生產勞動者的思想代表，切身體會到生命的可貴和生存的艱辛，因而清醒地認識到人的自然本能需要的存在及其重要性。墨子重視人之所欲，認為對這個問題認識是人類思維活動的基本問題，&ldo;食之利也，以知飢而食之者智也&rdo;。 對墨子來說，人之所欲的基本內容就是人的生存和繁衍，達到人之所欲就是福，否則就是禍。&ldo;生為甚欲，死為甚憎&rdo;， &ldo;欲福祿而惡禍祟&rdo;，&ldo;若己不為天之所欲，而為天之所不欲，是率天下之萬民，以從事乎禍祟之中也&rdo;。在這裡，墨子明確提出人的物慾的合理性，並以滿足萬民之物慾作為治國安邦的出發點。墨子提倡節葬，反對儒家的三年服喪之制，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認為，三年之喪服太久，破壞了男女之間正常的結合、生育，妨礙了人類的繁衍。&ldo;此(指久喪之禮‐‐作者注)其敗男女之交多矣。以此求眾，譬猶人負劍而求其壽也。&rdo; 墨子同樣也將男女之慾看成是治國安民的一個重要條件。男女之慾得到合理的滿足是人類本身再生產過程的一個重要環節，在古代社會人力的多寡直接影響到一個國家的軍事實力和物質生產能力。墨子從天下之治的角度重視人的自然物慾的存在和滿足，墨子勤生薄死的人生態度，不以死後的彼岸世界尋求此岸世界痛苦、艱辛生活的補償，這正是高度重視人之物慾的必然結果。
對小生產勞動者來說，他們從事物質資料的生產所能獲得的生活資料也只僅以維持自己及家庭生存的需要。並且，他們進行的是一種簡單的再生產，偶爾的天災人禍就令他們及其家庭面臨滅頂之災。因而，他們對生存有一種強烈的渴求。並且，人口的多少直接關係到家庭勞動力的強弱，這點對以家庭為生產單位的小生產者來說是很重要的，因而，他們生殖繁衍也極為關注，這也是關係到他們及其家庭生存發展的一個因素。小生產勞動者對物質生活資料的需求，一是感到其必需，&ldo;凡五穀者，民之所仰也，君子之所以為養也&rdo;。 二是強調其只要能滿足生存之必需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