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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的自由發展是寬容，任憑權威來阻遏自己的自由發展而不反抗是忍受。”487現在所取即後一層意思，反對章、楊，正是“不忍受”的表現。在一篇不滿於胡適面對此種形勢“終於未見動靜”的文章中，他再次重申此義：“以忠厚待人可，以忠厚待害人之物則不可。”且更直截了當地說：“寬容寬容，幾多罪惡假汝之名以行！提倡寬容之‘流弊’亦大矣哉！可不戒歟？”488其實這並未超出周作人所謂“寬容”的範疇；反倒應該說，不如此則其寬容觀不能得到完整體現。而在周作人，還不止是寫文章而已。“我還有一次以學生家長的資格，出席於當時###所召開的家長會，——我其實並無女兒在女師大唸書，只因有人介紹一個名叫張靜淑的學生，叫我做保證人，這隻須蓋一個圖章，本是‘不費之惠’，不過有起事情來，家族如不在北京，保證人是要代家長負責的，這是尋常不會有的事情，但是我卻是適逢其會的碰著了。……那一天的日記只簡單的記著：八月十三日，下午四時赴###家長會議，無結果而散。這會議是不可能有結果的，在八月六日北洋政府閣議已經透過###解散女師大，改辦女子大學的決議，這裡招集家長前來，無非是叫約束學生，服從命令的意思。當時到場二十餘人，大都沒有表示，我便站起來略述反對之意，隨有兩三個人發言反對，在主人地位的部長章士釗看見這個形勢，便匆匆離席而去，這便是那天無結果的詳情。”489周作人雖對此種反抗的結果無所期待，卻不認為反抗本身沒有意義——哪怕它僅僅是種表示，僅僅是一己人格的證明：“我們此刻的反抗只能限於言語文字，如沒有效驗，實在沒有什麼別的方法，倘若有實力，我想也可以用，——不過這豈不是痴人說夢麼？在現在的社會里，一個人如不是把‘人氣’減少以至於無，就不會得到什麼實力或高位，即使是關於教育文化的事情。我只是就理論上說，不妨用強力反抗。唉，我終於變為托爾斯泰的叛徒了。”490
周作人傳 第五章 一九二三（12）
周作人的論戰之作，大多承襲他五四時期平白顯豁的文風，然而亦有近乎《前門遇馬隊記》、《碰傷》一路“彆扭的寫法”或“愉快的文章”。他曾說五卅之後所作《吃烈士》是“不能正說，只好像是開玩笑似的，可見這事的重大了”491，批判章士釗和陳源時，所寫文章也常常反語迭現，舉重若輕。“我寫這種文章，大概系受一時的刺激，像寫詩一樣，一口氣做成的，至於思想有些特別受英國斯威夫德（Swift）散文的啟示”，而在此之前，周作人已經將斯氏的《育嬰芻議》492和《〈婢僕須知〉抄》493譯為中文發表。關於前者他說：“有時又忽然愛好深刻痛切之作，彷彿想把指甲盡力的掐進肉裡去，感到苦的痛快。”周氏自己所作《讓我吃主義》、《失題》、《閒話的閒話之閒話》、《恕府衛》、《恕陳源》、《“現代評論主角”唐有壬〈致晶報書〉書後》等，多少亦可當得此語。
周作人的寬容觀本有“因時制宜”之意，一旦情形變化，自然此消彼長。他曾說“我希望能夠改過，但是此刻似乎還難做到”；“還難做到”漸至不成問題，“希望改過”隨即抬頭了。一九二五年十月，他在《我最》494一文中說：“我所頂看不入眼而頂想批評的，是那些假道學，偽君子，第一種人滿腦子都是‘兩性銜接之機緘締構’（原語系疑古玄同所造，今用無卯總長呈執政文中語代之，較為雅潔而意義恰合），又復和以巫醫的野蠻思想，提了神秘的風化這二字咒語，行種種的罪惡，固然可憎極了，第二種人表面都是紳士，但是他們的行為是——說誑，反覆，卑劣……尤其是沒有人氣，因為他是野蠻之更墮落的了。在最近的女師大事件裡，我們居然得見許多這樣的人物，這個恰好投吾所好，有了說話的資料，不免寫了幾篇文章，——但是正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