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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進行長時間的對話，蒐集了關於二萬五千裡長徵的第一手資料。然後，經過長途跋涉，他到達了寧夏南部的預旺縣，這已經是和國民黨中央部隊犬牙交錯的前沿陣地了。最後他冒著炮火，從新折回保安，由保安順利地到了西安。當他回到北平時，正是西安事變爆發前夕。他在北平首先為英美報刊寫了許多篇轟動一時的通訊報導，然後彙編成一本書，書名是《紅星照耀中國》。

&ldo;紅星照耀中國&rdo;，甚至還照耀世界，作為一個資產階級報紙的新聞記者，他已經預感到了，雖然他當時的報導，侷限於中國的&ldo;西北角&rdo;‐‐一片人口稀少的荒涼的被國民黨強大部隊重重圍困的紅軍根據地。

這四個月的旅行使一個來自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新聞記者，在思想感情上起了極大的變化。他對於中國共產黨，它的領導人，革命的戰士、農民、牧民、工人、共青團員、少先隊員，有了真摯的熱烈的感情，從而對於在革命與戰爭的激浪中的中國，有了深刻的正確地認識。這種認識不久就為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和蘆溝橋事變以後的全面抗日戰爭所證實了。

一九三七年十月，《紅星照耀中國》就由倫敦戈蘭茨公司第一次出版，到了十一月已發行了五版。這時候斯諾正在上海這個被日本帝國主義包圍的孤島上。當時上海租界當局對中日戰爭宣告中立，要公開出版發行這本書是不可能的；在繼續進行新聞封鎖的國民黨統治區，是更不必說了。但是得到斯諾本人的同意，漂泊在上海租界內的一群抗日救亡人士，在一部分中共地下黨員的領導下，組織起來，以&ldo;復社&rdo;的名義，集體翻譯、印刷、出版和發行這本書的中譯本。斯諾出了對原著的文字作了少量的增刪，並且增加了為原書所沒有的大量圖片以外，還為中譯本寫了序言。由於當時所處的環境，中譯本用了《西行漫記》這個書名，作為掩護。《西行漫記》出版以後，不到幾個月，就轟動了國內以及國外華僑所在地。在香港以及海外華人集中的地點，出版了《西行漫記》的無數重印本和翻印本。直到現在，在中國人民中間，《西行漫記》和斯諾這個姓名是不可分離的事。雖然早已沒有必要再用這個隱晦的名稱，但是為了儲存初版的本來面目，現在的重譯本仍然用《西行漫記》作為書名，是恰當的。

由於他在西北紅色區域四個月的冒險中引起的激情和對中國人民的熱愛，他用了他的後半生的幾乎全部精力，對中國問題作繼續探索和報導。抗日戰爭開始以後，他擔任英美報紙的駐華戰地記者。一九三九年，他又一次到了延安，和毛主席進行了談話。這些對話後來是在《密勒氏評論報》發表了。一九四一年斯諾對於皖南事件作了入時的報導，受到國民黨反動派的打擊，被迫離開中國。一九四二年到四三年他又來過一次中國，在這以後他要訪問中國越來越困難了。在麥卡錫主義控制的時期，美國聯邦調查局把他當作危險分子，不容許報刊發表斯諾的文章，他被迫遷居瑞士。他的護照也禁止去中國旅行。直到一九六〇年六月，他得到我國領事館的單獨簽證，才第一次來到解放後的新中國，和毛主席、周總理進行了會談。一九六四年到六五年初，他再一次訪問中國，毛主席又接見了他。一九七〇年十月斯諾同洛伊斯&iddot;惠勒&iddot;斯諾夫人一同來華，國慶節在天安門上同毛主席，同周總理會了面。十二月十八日他和毛主席進行了長時間的也是最後一次的談話。這是在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以後，在那一次會上毛主席對林彪、陳伯達一夥的唯心主義先驗論和英雄創造歷史的謬論，進行了嚴肅的批判。

例如說，《西行漫記》以及斯諾其他關於中國的著作是中美人民友誼的催化劑，那麼就中美兩國關係來說，他是第一個報春的燕子。

一九七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