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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庸調製則是一種建立在均田制基礎上的稅法，規定國民不論授田多少，只按丁口交納賦稅和服役。租是指每丁每年交納一定量的穀物，調則指紡織品。而男丁還有為國服役的義務，如果應服役時不能去，可以用一定量的租調代替，此即為庸，合稱租庸調。這種賦役制度清晰靈活，能讓農戶自由選擇納稅形式，有利於保障生產時間，也有利於促進社會生產專業化，極大地促進了生產力。而在錢穆先生看來，租庸調製的背後還帶著一種為民制產的精神，無愧為劃時代的創舉。不過租庸調製必須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礎上，唐朝中葉均田制破壞，租庸調製也就失去了基礎，被楊炎的兩稅法取代。
輸籍定樣則在經濟和社會方面都具有里程碑意義。開皇五年（585），尚書左僕射高熲指出：每戶承擔賦役的程度和戶口等級有關，大戶承擔多些，小戶少些。但地方官在確定戶等時並不認真，造成情況不實，建議由中央大舉檢查戶籍、核定戶等，作為納稅的依據。隋文帝下令各州縣&ldo;貌閱&rdo;轄區內的人口，並由中央派員抽查，如果發現地方官吏查閱不實的，要處以流刑。當年就搜得壯丁四十四萬三千人，人口一百六十四萬餘，之後隋唐政府還多次進行類似工作。這不僅體現了中國公共管理學中嚴謹的資料化意識，更對社會結構產生了深遠影響。亂世中許多人戶依附於豪強，形成了事實上的人身依附，這並不符合中國特色封建社會的前進方向。隋文帝大舉輸籍定樣，經濟作用尚在其次，更重要的是從根本上阻止了這種倒退趨勢。而隋王朝對近億人口進行如此超大規模的統一戶籍管理，更體現出許多現代國家也望塵莫及的公共管理水平。唯一遺憾的是史學界對此研究頗少，更鮮有和政治學、經濟學、公共管理學結合起來，殊為可嘆！
義倉也是極具中國特色的一項措施。開皇三年（583），度支尚書長孫平提出水旱天災無常，百姓收成不穩，建議根據每戶貧富差等，每年秋季每家出一定量的粟米，由國家統一儲備，遇到收成不好再取出來賑濟。中國的公共管理學家一直都很注重儲備和應急，但之前都只強調政府儲備，直到隋朝才首次提出義倉的理念。這種理念用道家的話說就是&ldo;損有餘而補不足&rdo;，用現代金融學的話說就是保險。對這樣一個極其龐大的帝國而言，非常需要這種平衡可持續發展的具體方法。但比較諷刺的是，隋文帝在時並未遇到過義倉發揮作用，倒是隋末烽煙並起，各路反賊只要佔領一個大城市，就能開啟義倉當糧倉，相當於搶了保險公司的金庫，加快了隋朝的覆滅。義倉和隋文帝父子許多偉大的改革措施一樣，並未達成隋朝的長治久安，只以其創造性的思維方式遺澤後世。
此外，隋文帝還進行了長城、馳道、大運河、大興府等重大基礎設施工程建設，都對國計民生有著極其長遠的影響。但這些工程工期極長，見效又慢，大多未在隋文帝任內甚至隋朝滅亡前竣工，都和義倉一樣，為他人做了嫁衣。
隋文帝、高熲的諸多改革措施順應了時代，不但迅速恢復了社會生產力，還創造了一個新高。據研究，隋文帝登基時全國僅四百萬戶左右，輸籍定樣後已達到八百九十萬戶，略計在籍人口五千萬以上。而唐朝在阿拉伯旅行家的宣傳下傳遍地球的貞觀之治呢？到唐太宗駕崩時也才三百八十萬戶而已，直到唐玄宗時才又達到七百六十萬戶。隋文帝開皇九年（589）統一全國，墾地一千九百四十四萬頃，隋煬帝大業中期達到五千五百八十五萬頃。還是拿唐朝比，爆發安史之亂前大概是唐朝的巔峰，墾田數一千四百三十萬頃！這不免讓人覺得這個差距是不是大得有點過分。
其實有一個事實是大多數人都不太願意麵對的‐‐那就是唐朝&ldo;推翻隋朝殘暴統治&rdo;，但終唐一代也沒能恢復隋朝的
